青铜时代的鳄鱼战争

    五国攻秦的那一年，与急遑遑的士兵擦肩而过的，有一个五十出头的老书生，擦着脸上的灰尘和汗水，反方向而行之，来到了负海之国——齐国，此时齐威王新死，儿子齐宣王继位不久。龙腾小说 Ltxsfb.com

    这个老书生就是儒家的“亚圣”孟子，他刚刚在魏国魏襄王那里碰壁。

    孟子小时候有着“优秀”的童年教育。孟子的妈妈深深体会到“胎教”的重要性，她说：“我怀着孟子这孩子的时候哇，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孟妈妈原来住在邹国马鞍山下的鬼村，到处是坟地，村中野孩子追逐嬉戏，孟子也拿个小火铲东挖西挖，模拟表演筑墓埋棺，很有才艺，天性可爱。他妈妈不高兴了，觉得有失斯文，带着这个活泼好动的孩子，搬家到农贸市场围墙外边，租房子住。

    于是孟子学习商人的样，讨价还价，喧嚣热闹。孟母怕孩子染上锱铢必较的市侩习性，赶紧搬家，到政府公立学校旁边去住。

    这儿天天有一帮傻乎乎的人学习揖让进退，摆弄俎豆祭器。孟母忐忑不安的心总算踏实下来了。儿子终于可以浸染“高雅的气韵、从容的风范”和“循规蹈矩的本领”了。（俎，念祖，案板子。豆是盛放篮子）

    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

    还有一次，有一天，孟子看见邻居磨刀霍霍，准备杀一只小猪。孟子非常好奇：“妈妈，隔壁干什么呢？”“在杀猪。”“杀猪干什么？”孟妈妈笑了：“给你吃啊。”说完就后悔了，这不撒谎吗。

    于是，孟妈妈真的买了邻居家的猪肉给孟子吃。

    不过，父母太以自己意愿为中心，就剥夺了孩子的创新和发明天才。孟妈妈教育出来的儿子难免缺乏反抗精神、阳刚之气。这位恪守本分、端庄温静的孩子长大以后，总也跳不出常规的生活思想模式，并且也要求未来的人也像他这样绵羊得如绵羊。

    当然，孟子在成长过程中也一度反抗过，但被妈妈镇压了。有一次孟子从学校回来，被孟妈妈问及：“你近来学习怎么样？”孟子烦恨地说：“还不是跟以前一样，不好也不坏。”孟妈妈气坏了，立刻乱摔乱砸，把“缝纫机”都打坏了，吓得孟子缩脖抱颈。孟妈妈斥责了他半天，也不知道孟子听明白了没有。孟子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地答应了，从此再无自我主见，终于成为优秀的两脚书橱。

    等孟子到了20出头，翅膀硬了，跑到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的门下念了五年书，学问道德，突飞猛进，终于有了用场：有一次，孟子进卧室，突然眼前一亮，使他大吃一惊，原来他的妻子想试穿一件袒胸露背的蝉翼纱，上身裸着，正在对镜描容。孟子媳妇的思想比较新潮，以为穿上短、透、露的时装，定能平添几分美丽，博得丈夫的赞美。哪知孟子无比陈旧、保守。他说：“我以儒家门徒的名誉起誓，绝不能容忍女人半裸着上身。”说完，愤然调头离去，到户外去吸他的“浩然之气”去了。

    他的妻子着急了，要打离婚，说：“今天我在家里没事儿，穿了一件休闲装在房里，想不到丈夫见了很不高兴，今后可怎么相处呀！我还是回娘家去吧！”

    孟母也觉得孟子走火入魔了，骂孟子说：“按礼的规定，快进门的时候，问一问谁在里面，以提醒别人；推开内室门的时候，眼要往下看，以免侵犯别人的隐私权。这你都不懂，还赖别人？”

    孟子哼哼着，假装认了错。

    孟妈妈一定很后悔，孩子怎么被教育成了这么个脑子僵化、六亲不认的书呆子了，而且性意识全部丧失！（其实是她自己种下的苦果。）

    也有一种说法，是孟子一进屋，看见老婆因为累了，在休息，直伸着腿坐在地上——而不是按照礼法要求，跪坐着。孟子于是气急了，出屋就闹哄着要休妻。当圣人老婆，真是动辄得咎啊。其实圣人真不应该有老婆。我们中国人，后来就是被这样的圣人教育着的。

    由于孟子很有本事，年轻时就找不到事做。如今到了五十来岁，还没有一官半职。于是他拿着自己从儒家那里学到的仁政药方，跑到中原大梁的魏国来推销自己的主张，以讨一份工作。

    孟子的年龄，比希腊同时期的哲学家柏拉图（BC427—BC347）小上37岁,跟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年纪相仿（大五岁）。这位逍遥学派的老师在雅典的林荫道上散步，提出了“中庸调和”的理论，认为贫富悬殊是造成社会动荡的原因，有钱的人掌权可以，但要照顾一下穷人。

    孟子也是这种相对温和的“仁政”思想家，他跑到魏惠王（魏罂）那里，宣传仁政。

    当时魏惠王已两鬓班白，见到孟子时第一句话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成语出处），有什么办法可以利吾国。”

    不料孟子大怒：“你们天天嚷嚷着利，我却只要谈义！”孟子是不许别人谈利的，他解释说，如果国君整天想着的是怎么对我的国家有利，卿大夫整天想着是怎么对我的家族有利，士民们整体想着是怎么对自己个人有力，那么上下交争利，就会社会动荡。卿大夫为了与国君争利，就会向上弑君。所以不要提利，要提仁义，如果卿大夫都讲仁义，就不会向上侵犯自己的国君。

    我们说，孟子的前半句话是对的，上下争利确实会导致亚里士多德说的“社会动荡”，但是后半句话的解决办法是无效的。

    追逐利益，是本性来的，靠提倡仁义也是改变不了它的。鲁国是讲仁义最多的国家了，可是三桓照样分割了公室。应该用法家的办法，从加强王权和取缔分封的角度，从根本上摧毁卿大夫与国君争利的经济基础，而不是靠向这些人宣传仁义，来让他管住自己贪婪的嘴巴和黑手。

    法家的取缔分封，变成职业官僚，并受法令监控制约，和孟子讲的国君对下面倡导仁义，目的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国君张目的，但是显然法家的办法更有可行有效。（孟子的办法不但无效，甚至它会误导人而有害，后代的人不了解他说话时的用意，只信奉他所说出的字眼，受了他的重义轻利的观的影响（而这种观不过是他用于巩固君主地位的不有效的办法，但大家把这个却当作修身的个人价值观来信奉），就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一个增加了，一个就要减少。于是后代中国人都不务利，而只求讲德义。所谓谋道不谋食。导致了人们进取务实精神的滑落。其实，吃饱了肚子，穿上愉快的丝帛，才是对生命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大义。义和利本来是没有冲突的。但后人把它们对立起来了。）

    魏惠王见孟子不许讲利，就发牢骚说：“好！那就讲义吧。我治国，也算讲仁义的啊！我河内饥荒，就把灾民移于河东，把小米调配给河内。河东饥荒，我也是如此。我看邻国政治，还不如我会做。可是我的人口也不加增，邻国的也不见减少。” （注：河内，是指L形黄河横部分以南，河南省。河东，是L形的竖部分以东，山西省）

    孟子又拿大话压人了：“您这就叫做五十步笑百步。您们两国，都不怎么样？”

    孟子的意思是，您刚才说的固然是仁义之举，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

    魏惠王来精神了：“请先生教诲，那你说我还该怎么办啊。”

    “你应该这么办！不要违背农时，老百姓庄稼就吃不了了。不要把鱼打光，砍树要选时候。五亩的宅基地啊，旁边种上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帛了。鸡豚狗彘这些东西，不要失其时（不知怎么个“失时”法），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肉了。一百亩的自耕地，也不要夺其时（又是“其时”），全家几口就不会挨饿了。然后让大家聚起来，讲孝悌的道理，这样老头就不会扛着东西在马路上走了（意思是有活雷锋帮他扛）。你这么一弄，然而还不称王，我绝对不信。”（这最后一句跳跃过的逻辑环节也太多了！怎么这么一弄就能王天下了？！）

    就这么些小儿科的知识来给魏罂对付啊！我真服了you。陈腐之至，陈腐之至。说来说去就知道个“不失其时”，这是个最基本的小东西，获得国际竞争优势，还需要远远得更多！殴打！严重殴打！看来，当需要拿出具体办法的时候，仅次于大圣人孔子的“亚圣人”孟子就显得捉襟见肘、问东答西了！回答得幼稚可笑。孟子所谓的“不失其时”，就是鸡豚狗彘这些东西，要注意它们的发情期，在发情期内莫打扰人家，以免影响优生优育。这个小东西对于称王天下有什么用呢？这又不是搞养殖场竞赛。

    其实，孟子看似可笑的回答还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孟子要打的广告是，行仁义，或者说行仁政，它不但可以保住君位免受动荡（上边已经说了），还可以给诸侯国带来王天下的效果——就是兼并诸侯，成为周天子那样的众国之王。为什么反复强调“不失其时”呢？我们说，如果一个国君总是动用民力去修项目，或者征发战士出去打仗，那就会使得这些人暂时脱离农业生产。须知，种庄稼也是讲时候的，冰一化，十几天之内就必须播下种，否则地面的墒水就不足了，如果这时候政府搞大工程或者要打仗侵略别人，把你调走了，那么就算回来以后再有时间，也干不了什么了，今年的收成就大受影响了。所以古人要求“不夺农时”。

    孟子认为，对农民不夺农时，少去征发他们打仗修项目（这就是行“仁政”），则农民们自然就会其乐陶陶地把农业搞好，吃肉穿帛。而你竞争对手的国家，老出去打仗修项目（不行“仁政”），则它的民众必然“冻饿饥寒”“妻离子散”都想造反。于是，您吊民伐罪，带着你的高兴的农民去征伐他们，说您不当王能行吗？这就是“仁者无敌”！（所谓王道也是这个意思。孟子包装打造的周文王、商汤也是这样一个“成功”的路子！但可惜是包装的。）

    该怎么评论孟子这个思想呢？我们说，孟子的逻辑推理是前提条件缺失的。当时，列国交争，兼并激烈，以求统一。诸侯国君个个都要修工程和打仗，以保护自己的本国领土和对我扩张。不是你想少打仗和修工程就能少下去的。如果你少打仗修城垒而行仁政，让农民有机会充分发展农业，但你的军事力量因此就削弱了，后果一样不堪设想。所以当时打仗是客观现实所要求的，不是君主能主观完全控制的。

    还有，你不打仗，让农民们缓和富起来，富起来之后，按孟子说了，还是要出去征伐那些“不仁政”的民“冻饿”的国家，以谋求自己的王业。那么你还是打仗了，这个打仗，不还是要“夺民时”，使你的民的福利又削弱了。所以你的民也开始流于“冻饿饥寒”“妻离子散”，所以你赶紧停下不打，不打，民富宽暖饱一，你又赶紧再去打，一打，不行了，又得停下不打。如此循环，何时能完啊？这已经是我的脑力所理解不了的了，但说一下子就能“王天下”，却实在是不可能就这样能行！

    所以，打仗求霸和修民养息，是一个矛盾，孟子靠后者而实现前者，是非常不通逻辑的。

    那么，到底怎么才能成为众国之王呢？如果孟子这个办法不行，该怎么办呢？其实，那就是商鞅说的奖励耕战。既要积极地奖励发展农业，又要积极地对我打仗。农业的发展不是靠减少打仗这种相对“消极”的办法而获得，而是积极地用行政、土地、经济政策来促进农业，使农业发展的同时还能积极对外扩张打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通过后来法家的实践和秦国的胜利的事实，说明它是可以实现的。实际上，周文王、商汤的最后统一天下的成功，也是这么做的，而绝不是孟子说的不打仗、行仁政、宽和待自己的民，不夺民的“农时”而获得了王天下的成功的。

    孟子是一种静态的、二元对立的、消极地看待和思考国家发展国力之术，注定在当时也包括在未来任何国际竞争激励的时代，他的思路都是不对的，不有效的。

    司马迁都嘲笑孟子说“迂远而阔于事情。”司马迁没有说自己得到这个结论的理由，但是这个结论我看是对的。

    当下之计，对于魏惠王，就是行法家的富国强兵的综合政策，包括从抑制分封等土地经济基础的革命上来动手，而不是仅仅“不夺农时”这么一个极表面化的肤浅的手段去求得国际竞争的胜利！

    所以，综合来讲，“行仁政”固然不是坏事，但是财富不是在国就是在民，行仁政只是把财富从国多转向去民，但并不能增加财富总量，当你未来要扩张打仗的时候，还得把财富从民集中抽向国，总量并不怎么增加。“行仁政”行来行去，并不能怎么增加财富总量、当时的当务之急，是怎么增加财富总量，所谓富国强兵之术，这个问题全在法家的学说中来实现了，儒家孟子者流给出的办法根本不行！

    孟子在魏国待了一段时间，魏惠王终于不能从他的教义中得到什么帮助。但魏惠王不如他能说，不能辩倒和诘难他。只是本能地觉得他的办法不行。

    最后一次魏惠王跟孟子见面的时候，魏惠王气恼地说：“魏国，本来是天下最强国，可是到了寡人手里，东败于齐，长子死焉（看来“太子申”马陵之战被俘虏后，给杀了）；接着，我在西边有丧失给秦人七百里土地（含吴起的西河之地，一里比现在一华里略短1/6）；我又在南边受楚人侮辱。寡人耻之，如之何则可？”

    看得出来，魏罂是对国家前途很有责任感的，可就是一筹莫展。

    “您啊，”孟子又把自己的理论重复了一遍，“应该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蓐，让老百姓尊重亲爹和大哥，温顺孝悌。这就是行仁政。所谓‘仁者无敌’，仁者必然无敌！您就不要怀疑我的话了！”

    看来，孟子也被急得够呛，也不摆事实（举他编的周文王、商汤的“成功”例子了）、讲道理了，干喊自己的理论了！而且一急，还把“深耕”都给憋出来了。人家问你怎么治国，你说什么深耕，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跟前面说的仁政也没什么系统关系啊。

    尽管孟子发了毒誓地大喊自己的理论行，魏惠王仍然觉得很无奈。听了半天孟子的话，还是发现不能用到实践中去。所以自然也就没有给孟子当官的意思。

    接下来，魏惠王只好面对着自己桂陵马陵之战输给东方、又被秦人商鞅夺去西部领土的烂摊子，心灰意懒、枯藤古树昏鸦地继续过日子。

    孟子讨不到好处，气得没法，又混了一年，魏惠王死了，儿子魏襄王也没有用他的意思。孟子气得直骂魏襄王道：“望之不似人君，不见有所畏焉。”说魏襄王好像土豹子。骂完，孟子卷好行李和简历，踏踏实实地离开了魏国。

    孟子离开碰壁的魏国，往齐宣王那里去，因为他听说，齐国有一个“稷下学宫”，是个吃白饭的好地方。

    临淄的西城门，叫“稷门”，就是“谷子门”的意思，如今这里只剩一片残迹，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碧绿的玉米地，但在2200多年前，这里是一所伟大的学宫，专门给读书人盖的，叫“稷下学宫”，在稷门外，在从齐威王以前就有了，给齐威王弹琴的美男子“邹忌”就是稷下学士。

    到了如今的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宫进入鼎盛时期。著名学者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怀渊等七十六人，都被齐宣王安排在这里不用干活，每天王霸义利，天人善恶，只做高谈阔论，还赐高宅大第，住宽敞的校舍，坐华丽的校车，享受上大夫工资待遇。吸引名闻天下之士，达数百千人之多。百家杂辩，门派争鸣，当时的显学除了孔、墨两大家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诸家，以及农家、杂家、兵家、纵横家，还有小说家（哈哈，但不是王朔），一家之中又细分多派，“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蔚然如雨后蛙噪，成为先秦诸子的欢乐谷，真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了。

    除了老孟子在这里混住以外，一个十七岁的小孩，也跑来这里来听课记笔记。他就是我们后来有名的“荀子”，这时还小，正在聆稷下先生们的博学洪文。

    后来荀子翅膀硬了以后，以孔子正统传人自居，成为孟子的论敌，整天大骂孟子窜改孔老师的真学，说孟子一派，效法先王，却不知先王之道的纲纪，依仗自己的一聪明，造出五常之说，冒充孔子的真言，蒙骗了无知的俗儒。又对孟子“性善论”批评，倡导“性恶论”，人性是恶的，只有经过后天教育才能使人为善，这是人类对自我本性有了首次深刻认识。

    如何进行后天教育那，荀子提出“礼治”。

    荀子是这样谈礼的：“人之所以为人，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批判了同时期希腊先哲柏拉图“人是长着两条腿的没有羽毛的动物”的谬论。荀子反复强调，两只脚，没有羽毛，还不够当人。父子之亲、男女之别这些“礼仪”才是人之根本。去除人性的恶根，一是法治，二是通过后天教育，主要教育工具是学礼，通过礼仪的客观约束，使人迈上外王之道——荀子发展了孔子的礼学。（而孟子则发展了孔子的仁学，通过主动自觉、思想教育，使本来就性善的人们，更跨上内圣之路。两人都算是孔子的真传弟子喽）。

    荀子强调礼治之外，也要用法治。惟其性恶，所以才要用法管制，所以荀子带有法家观，法家李斯、韩非子都出于荀子的门下。荀子性恶论的提出，给了法家一个思想附着。

    荀子礼法相辅，王霸并用，包罗广泛，集先秦诸子之大成。

    其实，两人都算是孔子的真传弟子：荀子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孟子则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孔子的两个基本——仁和礼，俩人各自继承了一个。而孔子的两个基本“仁和礼”，又是服务于维护国君崇高统治地位和既有等级秩序这个孔子的一个中心的。

    为什么“行仁政”是维护国君崇高统治地位和既有等级秩序这个孔子的一个中心的重要手段呢？孟子为此清晰地注解过：“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意思是，仁的人会照顾自己的亲戚，而国君和下面的卿大夫往往都是亲戚来的，而义的人会把维护国君利益放在首位。所以，宣讲仁义，国君就可以让下面的臣子不反他，得到了崇君的效果。行仁义，也就是行仁政。

    行仁政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发展国力，因为人们都仁义了，就是自觉努力工作了，国家就发展了。这样就“仁者无敌”了。

    至于荀子所强调的礼，也是为了实现孔子的崇君的中心的，我们就不解释了，想想就知道。

    在稷下学宫里呆着的人，名气呆得大了，往往就有了接触君主的机会，比如孟子就终于见到齐宣王，向齐宣王大谈特谈。（当初魏惠王没接受他的学说，现在又来忽悠齐宣王了）。

    齐宣王先请他谈谈“齐桓晋文之事”。孟子说：“齐桓公、晋文公，是霸道，是以力服人。我们孔子之徒是不谈的这个的（谈这个掉价儿）。在我孟子看来，当国君的正是仁义的表率，引导全国人民提高仁义水准，全国人都仁义了，都乖了，国君就稳当了，国家也就大治了。这就是王道。这就是我说的行仁政！！！”——又来了！还是老药！

    齐宣王忐忑不安地问：“像我这样的人，能推行仁义，保民而王吗？”

    孟子赶紧给自己的仁政理论作广告：“我的行仁义学说（简称仁政）实行起来，就像捡起一根羽毛，折断一根树枝那么容易，您当然可以啦。上次，我看见您祭祀的时候热爱大动物，不忍看见老牛哆嗦，就把老牛饶了，而去改宰山羊，这是仁心发现啊！（山羊就不需要仁了？）

    “从这件事情看，您就是君子啊！君子远庖厨嘛！作为君子，您却使用武力杀伐，想制服秦楚，开疆辟土，莅临中国而抚有四夷，这真是缘木求鱼啊（成语出处）。”

    “为什么呢？”

    “您想啊。如果我老家邹国人跟楚人战斗，有戏吗？”

    “没戏啊，肯定输。”

    “所以，小不可以敌大，寡不可以敌众。您以一国之众，想压服海内八国之大，不等于以邹敌楚吗，必有大难啊！”（可是人家秦国怎么就能实现一国压服八国了！人家走的法家的路子啊，就胜利了！）

    “那我该怎么办啊？”齐宣王虔诚地问。

    “行仁义啊！仁者无敌！行仁政的话，仁人无敌于天下啊。”孟子拿出了自己的药方。

    这回，孟子比在魏国的时候有进步，不再说小动物发情了，拿除了一个多少像是一个学说的东西。

    “仁政就是以仁的感召力和德行来征服人，您搞仁政，就可以使万民心悦诚服，诸侯相举来朝。您岂不就王天下了。”（也不知真的假的）。

    孟子说：“行仁政的步骤是这样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国君爱护自己的家人老小，对亲戚仁义，对哥们孝悌，对臣僚仁心荡漾，态度孝敬恭谦。这种风格推广到大臣身上，大臣也就仁义孝敬，大臣再推广到小臣，小臣没处推广，就推广到自己的老婆孩子、邻居街坊，邻居街坊再从爹传到儿子，儿子传到弟弟，弟弟传到弟媳妇，媳妇教儿子，儿子教老婆，于是全国民不断推广仁（就好像病毒在散播一样）。于是，最后国民都是好人了，国家自然也就好了，国家好了，自然战胜它国，于是您就王天下了，这就仁者无敌了！”

    这套用意良好的东西，真是孟子的苦心发明啊。看来，“行仁义”，不是我们字面上理解的施利于民，轻徭薄税什么的——这么理解行仁义只是说出了行仁义的一种表现方法，而没有说出它的目的。

    行仁义，实际上是通过推行以“仁”为主的等待一系列道德因素，通过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的意思，把它总结成一句话也就是儒家的“以德治国”。

    这才是仁政的核心意思。“仁政”就是领导人通过行使仁义而起到推行仁义的作用，道德教化，最后众人都仁义了，国家大治。

    这听上去是个完美的理论，但实际却并不现实可行，《吕氏春秋》就贬斥这种“仁推广”理论说：“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也就是说，你自己可以仁义，但是却难于推广给别人的。因为人的本性，是容易走向恶的。孟子的仁义推广理论，实在是实验室里的想象，硬去推广，亲戚、小臣、大众，也只是迫不得已假作仁义来敷衍，也就是中国人后来常说的“假仁假义”。真的仁义推广，是行不通的。在现实中，没有利害之柄，赏罚之劝，他是不会好好干建设的。

    可是孟子却说推广仁义简单的要命，比捡起一根羽毛，折掉一根树枝还容易。只要你当领导的这么做了，下面人就自然跟着。但实际上真是那么容易吗？根据历史情况，比如推广雷锋精神和焦裕禄精神，实际这么多年下来，实际有几个雷锋第二和焦裕禄第二出来？

    孟子的这个理论，有两个前提要求，第一，领导人本身是真的仁义的，可是我们说领导人本身也是人，也有私人利益要去追求，他能做到绝对仁义吗？如果他都做不到绝对仁义，他怎么能把这个仁义传染和教化给下边的人。第二，官僚和民众看见领导人仁义了，就拥戴领导人，于是自己也乐意仁义。这是建立在孟子的“性本善”的前提下了，如果下属官僚和民众是性本恶的，看到领导行仁义，不但不拥戴，反倒乘机占领导便宜（比如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占那个行仁义的领导的便宜），你硬去推广仁义，搞品德教化，最后只能出现假仁假义，大家作出仁义的样子骗你，实际则把黑手伸向你占你和国家的便宜。

    只有解决了上述两个要求，在此之前，孟子的理论是行不通的。

    而这两个要求能解决吗？我们听听康德的观。

    康德认为，人的私欲永不可免（私欲不可克服，不论领导还是下属），道德完人永不求（很难找到或教化出来）。那么，按这种理论，康德就认为，以道德教化（推广仁义，“以德治国”）来提高大家从而建立一个幸福发达社会，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以民主宪政（或其它一些相对合理的社会体制——潇水）使人们彼此互为制衡时，在这个制度之下，就算是魔鬼，也只能空有无限坏心却做不了多少坏事了。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普遍素质哪怕再低，也不会妨碍到民主制度的运作，进而也不会妨碍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看来，康德的观和《吕氏春秋》的观是一样的，行仁义这种道德教化——所谓以德治国，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除了假仁假义以外，并不能真正提高社会能力。有效的办法，是从体制和机制的手段上下功夫。

    “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道德教化、仁义推广、以德治国、推行仁政，这些骨子里相同的概念，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对它的可行性已经有了认识了。

    看来康德也是个承认“性本恶”的法家类型的思想者啊。他认为，机制和体制，不怕人性恶，哪怕你恶得像魔鬼。而道德教化，则要求每个人潜力上都能成为圣人。

    不知怎么搞得，“大贤”孟子一顿胡咧咧，居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礼遇。齐宣王授与孟子“客卿”的高位（客座教授），重用孟子了好几年，事事请教。这对齐国算是好事还是坏事，真很难说。

    由于齐宣王也学着讲起了道德仁义，而不关心治国和驾驭群臣所必须的“法”，他长期任用庶弟、大贵族“田婴”为相。田婴把持朝政，嚣张一时。

    田婴死后，其子田文继承封地，号“孟尝君”。此人仰仗乃父遗留下来的封地、党羽和数不尽的资财，接连把持朝政达30年之久，以致“闻齐之有田文，不闻齐有王也”。稷下学士议论纷纷，荀子斥田文为“篡臣”。在军事上，田文采取远攻近交之策，徒耗国力而一无所得。

    田婴、田文父子长期把持朝政，使齐国齐威王时代的朝气和加速度变成夕阳西下，后来齐国被五国联军合击而一败涂地，不复能与秦国抗衡。

    孟子建议齐宣王行仁政，对大臣们宣讲仁义，这样大臣们就不会向上欺负国君了（“未见有义的人会把国君的利益放在后面”，孟子说，这也是孟子认为行仁政的第一个好处，巩固国君地位，大臣讲仁义就不上犯君权）。可是田婴、田文却不讲什么仁义，向上忽悠国君、抢权，毫不客气。宣讲了半天仁义，只是落得臣子口上装着一个假仁假义罢了，骨子里则作奸犯科。

    如果是用法家的学说的话，首先，田婴作为宗族亲戚没有足够大的功，就不能上岗。上岗以后，又有一套法令、考核和赏罚约束着他，上述田婴专权的事情就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

    一旦国家遭殃、衰败，对民众还有什么仁可言。行肤浅的仁义，只能导致最后的大不仁，全民跟着受罪。孟子把人性定义为本善，却得到了恶的结果；法家把人性定义为本恶，却得到了善的结果。

    我们换一个搞仁政的企业来看看。这样的企业，通常“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下班去”就是他们的座右铭，上一天班，毫发无损——所以叫平平安安。多干少干、干到什么标准都可以，因为领导仁义，不计较。不该奖励的也给他吧，该处罚的高抬贵手算啦，仁嘛。

    领导想用他的仁义来感化大家，对员工这么好，按道理员工就应该也争脸了吧。不料，员工却并不仁也不义，从主管到员工，个个都混日子，厂子越来越穷，根本没有竞争力，终于倒闭，大伙下岗。你从大仁，变成了大不仁。推行仁政的国家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所在的社区，通水通电、卫生维修、基础设施等服务水平特别差，大街上涂涂抹抹办证广告、垃圾遍地没人管，那这些相关职能机构的领导们一定是实行仁政的：单位里的人一定是沐浴着仁风荡漾，上班打游戏看报纸来的，根本不去作为，直到某一天出了大事，被媒体爆光把他们全体解雇下岗为止。

    齐宣王的府里有一个庞大的王家乐队，里边光吹竽的就有三百人，有个五音不全的“南郭先生”，也模仿大家摇头闭眼的样子，鼓着腮梆在里边“滥竽充数”。齐宣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无从发现。其实是可以发现的，你对臣子们搞监察考核，谁干得不好就立刻知道了，用法家的办法。但你是仁政，怎么能这样呢！行仁政，就是你自己做优良表率的带头作用，让大家都自愿学你（这是仁政的第二个用处，孟子说，发展国力），而不是用监察考核的办法来逼着大家。所以不做考核而用仁义教化。而且你让南郭先生下岗，让他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这也不像是行仁政啊。于是南郭先生啥都不会却照样白拿工资，没人管，充分体现了儒家“仁政”的好处，大锅饭吃得又甜又香。这在法家流行的国度，是绝不可能的，有绩效考核呢。

    以行仁政的思想来管理一个乐队，一个乐队尚且无法管理好，那么使用仁政来管理一个国家呢？能使国家强大富有吗？呵呵。

    圣人一叶而知秋，从这一个乐队，也就可以看出行“仁政”之后的齐国的政府和朝臣们的现实了吧。

    齐宣王还喜欢射击，喜欢被人挑大拇指赞叹：“大王，您能拉动强弓啊！”其实他何尝拉动强弓，最多不过三石。他的左右跟班的，假装试着拉这弓，拉到一半儿，就呲牙叫唤：“不行了，不行了，拉不动了。这弓不下九石的力气，不是大王您，孰能用得了它啊！”

    于是，齐宣王到死都以为自己能拉动九石强弓，岂不悲哉？

    齐宣王不用法家的“术”，于是身边的人蒙蔽他，他都察觉不出来，至于朝内强权大臣“田婴父子”架空他，他就更无如其何了。仁政嘛，怎么能使用法家那一套察举监控下属的“术”呢。于是，他甘于被蒙蔽，成为一个空虚的道德壳子，高挂在春风掀动的大树上。

    齐宣王的道德建设、仁政建设有声有色，终于给他自己和旁人留下了一些代价昂贵的美谈。

    有一个高士颜觸，“高士”就是高高地卧在床上不上班每天睡到自然醒的人，比“坐家”还边缘的一种人。有一天，高士颜觸到齐宣王那里申报户口。齐宣王说：“谁是颜觸啊，颜觸站前边来。”

    颜觸不动弹，上边又问：“颜觸在不在？上前来！”

    颜觸气势凛烈，蔑视王权，说道：“大王上前来！”

    一介不上班的寒士，勇于跟国君斗争啊。齐宣王心里不快活了，但是碍于孟子教他的仁政的面子，不好发作。

    他左右的人受齐宣王的道德楷模影响，也很和气，对颜觸叫道：“你太不象话了吧，大王是人君；你是人臣。大王说你上前，你也说大王上前，不太合适吧。”

    颜觸从容不迫：“我上前是慕势，大王上前是趋士。不如大王上前，更是一种美谈。”（这要换未来皇权时代，早被拖出去剥皮了。）

    颜觸从容不迫：“我上前是慕势，大王上前是趋士。不如大王上前一步，更是一种美谈。”齐宣王急了，不仁政了，兔子急了也咬人啊，齐宣王声色俱厉，拍案震怒：“到底是大王尊贵，还是你尊贵！”

    颜觸对齐宣王进行当面教育和大胆批评：“从前，秦军攻打齐国，路过柳下惠的坟墓（就是坐怀不乱的那家伙），秦军禁止上去砍树，否则杀无赦。秦军不敢侵犯柳先生的一捧泥土，却悬赏求购齐王的脑袋，可见大王当然没有士人尊贵。”

    接着，颜觸侃侃而谈了一大通，把汤武尧舜大禹都搬出来了。齐宣王被说得没词儿了，赞叹一声，“您了不起啊，您了不起啊，我服了。我愿意作您的弟子。”想认颜高士当老师，并以利禄相许。

    颜觸情无波动，心无沾染，不失贫贱骄人气概，说道：“我还是回家，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吧。告辞啦！”

    这就是“安步当车”的成语出典。晚吃饭，就能嚼着菜根也有肉味儿了！这是颜觸自欺欺人的发明。

    潇水曰：颜觸不肯当官，这种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表达礼敬，如果按法家的尺度来看，是错误的。推崇他们，就等于是“率民而出于无用者”，教老百姓都不作实务而徒求清高的虚名，隐于山林，把老百姓都教坏了，对国家没有好处。按法家的观，这种人都该杀了。

    《战国策·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赵太后曰：“於陵子仲尚书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齐国还有一个丑的嫁不出去的丑女，叫作“钟离春”，是无盐邑的人，所以也叫无盐，长相奇丑无比，完全突破了人类的想象，脑袋像杵臼，眼窝像酒杯，手指像棒槌，骨节粗大像核桃，鼻仰露孔，喉结奇大，脖子肥胖，头发稀疏，驼背凸胸，皮肤漆黑，总之，可谓飞沙走石，鬼斧神工。已经四十岁了，还找到婆家（可以和“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凑成一对儿）。但她却跑来求见齐宣王。

    她对门官说：“我是齐国一个嫁不出去的女子，听说大王很圣德，所以愿意为大王打扫后宫（就是捂被，当老婆的意思）。希望得到大王恩准。”（“媳妇”的妇字就是一个女子拿着扫帚。）

    齐宣王不禁捂嘴大笑，说：“这真是个天下少有的厚脸皮女子啊！难道她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吗？召来我看。”

    就见对面过来一个东西，天庭饱满，地阁突前，双臂过膝，很像一个人类。这正是无盐。无盐进来以后，一句话也不说，走冷酷路线，她抬起眼睛，咬着牙齿，举起手来，拍着膝盖说：“危险呀！危险呀！”像这样说了四遍。

    齐宣王不解，只是强烈认为这个丑女需要回炉重造。

    齐宣王说：“你想说的是什么，我愿意听听你的高见。”

    钟离无盐发出嘶哑的声音：“现在，大王西面有横暴的秦国，南面有强大的楚国，四十岁了，还未立太子，一旦不幸去世，国家就会动乱不安，这是第一个危险。大王修筑五层高的渐台，黄金白玉一般耀眼辉煌，用透明的玉石当作窗棂，翡翠装饰四壁，珠玑挂满廊柱，华丽已极，可万民疲惫不堪，这是第二个危险。现在贤人隐居山林，奸臣在朝得势，劝谏之人不能入宫通报，这是第三个危险。大王沉溺酒宴，日夜狂饮，不务国政，这是第四个危险。所以我说：‘危险呀！危险呀！’”

    齐宣王终于成了历史上好德超过好色的君王了（可惜孔子没有看见他，孔子已经死了两百多年了）。齐宣王禀明老妈，同意钟离无盐来“打扫后宫”，也就是娶无盐为齐国第一夫人，自己的正后，希望朝夕得她指教。齐宣王的仁，确实因此修到了极。

    从此，男女主人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燕国地方数百里，持戟数十万，战国中期开始参与诸侯政事。“五国合纵攻秦”，燕国也参加了，但是出工不出力，“燕王哙”及早收身，人马车轮完好，光荣地撤回老窝燕国，等待风雨如晦的前途。

    现任燕国国君“燕王哙”（念块，不念哈），虽然贵为大王，却喜欢干鄙陋工作，拿着锄头把，修理田亩，是他的最爱，对子女玉帛都不感兴趣。他从战场回来，屁股刚坐稳，正要找出工具下地，苏代跑来害他，对他说：“大王打仗辛苦了，我从齐国出差回来了，向您报道。”

    “齐宣王能力怎么样？”

    “快亡国了！”

    燕王哙大惊：“如何知道？”

    “他不信大臣啊。从前齐桓公信任管仲，举国交付管仲一人，内事外事都绝断于他，于是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现在齐宣王没有这个魄力了，所以快亡国啦！”

    “哎呀，我也没有听信重用相国子之啊，那我抓紧吧。明天再上朝，我就全听他的。”

    相国子之听说以后，心里偷着乐，把一百镒黄金送给苏代，作为酬谢费，合一个较瘦的大学生体重——黄金份量。

    苏代就是苏秦的大哥，苏家哥三个。老大苏代，奔波列国，靠给人瞎出主意过生活，美其名曰“策士”，出好出坏却不管。苏家老二是苏厉。苏秦则最小，是小三儿，现在还没有出道。

    种种蛛丝马迹都证明，燕国相国“子之”有较强工作能力，善用术。他有一次佯言说：“耶？谁的大白马从门口跑出去了？”左右的幕僚都说：“没有耶？没看见耶？”

    唯独有一个谄媚之徒，跑出去，回来报告说：“报告，Yeah，是有一匹白马，相国说得没错呀。”

    子之以此判断属下的诚信。这就是法家的“术”，通过一套隐秘高妙的手段监察考核大臣，以加强主子的权威。

    边辟的燕国，民智闭塞，“邯郸学步”，“郢书燕说”都是笑话他们呢，学什么都学不好，腿脚不利索，眼睛也不好使。楚国人写信，吩咐小保姆到：“把蜡烛举高。”秘书听见了，一含糊，把这句话也写道信简上了。燕国相国接到信一看，举蜡烛？什么意思啊？引用贤人吗？那我赶紧引进贤人吧！

    燕王哙想把君位禅让给子之，就是“郢书燕说”受了当时时髦学说墨家的忽悠。

    墨子是上一世纪的工人出身，讨厌大家族的贵人，讨厌他们的音乐、祭祀和奢侈，讨厌他们一诞生下来就“无故”富贵，名位权势世代传袭。墨子的口号是：“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当官的不能当一辈子官，老百姓不能总不长出息。他极力鼓吹尧舜禅让，禅让给那些立功的贤人，贤人万岁——这就是他的“尚贤主义”。为此，他不惜编造了尧舜禹之间的子乌虚有的禅让故事。这种思想在布衣们喧嚣着挤上政坛的战国时代，成为餐桌上大受欢迎的一盘热门专业。

    墨家这么“尚贤、禅让”地一喊，还挺有效，秦孝公一度要禅让给“大良造”商鞅，魏惠王要禅让给“哲学家”惠施，虽然也许带有做秀的成分。很多人也跑到燕王哙那里制造舆论，牵强附会地劝他禅让。

    “鹿毛寿”哄骗他说：“不如您把国家禅让给子之吧。人们为什么称道尧帝，就是他把天下让给了贤人许由。许由还不接受，于是尧帝有了让天下的美名，却还不失去天下。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卖，您禅让给相国子之，他也必不敢接受。于是您和他分别都有了尧帝和许由的令行美名。”

    于是燕王哙听了“鹿毛寿的话（看这名字起的！），招来相国子之促膝谈心：“子之啊，贤人啊，国家全靠了你啦。我想让你接替王位。我踏实摆弄我的癖好去，修理地球，怎么样？”

    子之是个么宽十围的大胖子，眨眨眼：“那下臣我就不好意思啦！明天我就到您办公室上班吧！”

    啊！把燕王哙瞪眼张嘴，闭不上。

    子之身为相国，位贵权重，主断国事，势力原本可观。燕王哙原本就权力松动，想念再三，还是一咬牙禅让了算了。第二天，干脆搬出办公室，把王位禅让给子之。子之北面而坐，燕王哙反倒弓着腰，向子之下拜，跟众大臣们杂混在一起。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禅让”。

    事情并没有主此结束，之子虽然接收了王位，但“前燕王哙”的臣子，还不买他的账。于是，又有人不知受了谁的差遣，对“前燕王哙”忽悠说：

    “您知道为什么大禹不太受人推崇吗？因为他虽然把天下禅让给了伯益，但他的儿子势力顽固，终于抢了伯益的天下。所以大禹名义上把天下传给别人，实际传了自己的儿子。现在，您虽然禅让给了子之，但是您的儿子——太子平，还手握重权，很多朝士都是他的跟班啊。”

    于是，“前燕王哙”把撅着嘴的太子叫来：“我跟你讲啊，让所有年薪三百石小米以上的官吏，全部交出大印，由子之从新遴选委用。”这家伙！满朝人员，从此都向子之效命了。子之掌权两年多，国家还算不错。

    其实，即便在尧舜时代，又哪里有过真的禅让。这个城市我很熟悉 但这里的人我感到很陌生；孤独的灵魂在上空飘荡，弃权的滋味在上空漫延。两年过去了，失魂落魄的“前燕王哙”坐在狭小的cubicle隔板里办公，还算比较心甜。但他的儿子——太子平，却咬碎钢牙，再不能忍了，他在齐国人的怂恿下，带着将军“市被”和一群党徒及煽动起来的群众，猛攻子之。爱的是非对错已太多，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子之肥胖的身体正像一个单缸洗衣机，在吞食食物和办公桌上成堆的报表文件呢。看见外面大乱，腰宽十围的子之扑下去，和进犯者展开了肉搏。只见子之使用手刀防御，漂亮的回旋踢，是谁在练太极，风声水起。外面的造反群众都看呆了。子之这么厉害呢！纷纷披靡倒退。     大家退到宫门以外，又突然冒出一帮忠于“子之”的群众，从外围兜杀“太子平”和将军“市被”。

    朝宫内外大乱，太子平和将军市被遭到一帮忠于子之的群众殴打，“太子造反啦，打死太子啊！打啊！”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全被打死，市被的尸体被群众抬着，在国都内巡展。从这可以推断，子之还是较得民心的，算是有一定才能。但是，燕国上下遍布存在着他的敌对势力，他们趁机宣布起事，支持太子。支持子之的势力也不小，于是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内战。内战的火焰绵延数月，几万人丧失了生命，燕国人心惶恐，离心离德。时间是在公元前315年。

    燕国大乱，消息传到齐国，齐宣王向他所尊重的儒学大师孟子请教。

    一般来讲，当一个国家发生内乱的时候，邻居们就可以趁机来打它，好比三十年代国民党剿共，互相斗得很厉害，于是日本人就趁机全面侵华。

    齐宣王的大臣沈同向孟子请教：“我们该不该派兵讨伐燕国呢？”

    孟子说：“可以。燕王哙不应该私做主张把燕国授予子之，他没有这个权力这么做。所以讨伐燕国是正义的。”

    于是，齐宣王组织伐燕。

    关于孟子这个愚蠢的主意，我们不好评论它的对错（对不起，已经评论了）。齐兵伐燕的客观后果是，燕国人从此仇视齐人，掣齐人之肘几十年，大大消耗了齐人国力，并且三十年后为了报仇，以乐毅为将，下齐七十余城，几乎灭亡了齐国。

    孟子判断打与不打燕国的主要依据是燕国君臣禅让的行为“义与不义”，由于它不义，所以派出军队去打。

    战国纷争，强者是从，拳头就是硬道理，禅让“义与不义”这些鸡毛蒜皮不是关键了。关键是攻燕对齐国的长远利益如何，可行性又怎么样，国际社会和燕国又会有什么反应，如何应对才保证齐国利益最大化，等等。但孟子是不谈利的，怕脏了他的义嘴。

    齐宣王听取孟子主意，命令：调拨五座大城的卫戍精兵，会同北部齐国郡县新征发的士兵，北上千里，向燕进攻，从山东直抵北京地区的燕国都城。面对齐国军事势力的进攻，当时乱糟糟的燕国军队毫无斗志，国都士卒不战，城门不闭，“曾无一夫之救”的情况下，齐军仅仅五十天就一举占领燕国。时间是公元前314年。

    此次率兵的大将“匡章”（他妈妈被他爸爸杀死埋在马厩下边的），匡章跑到燕王宫，对“假王”子之说：“子之先生，请出来一下，你被逮捕了，外面警察在等你。”

    子之出来以后，被醢刑而死，类似千刀万剐，把人剁成饺子馅，唉，这个“许由”，雄心勃勃的大胖子，砍成肉酱以后，封到了坛子里，献给了祖宗上帝。

    燕国禅让的闹剧结束了，男主角“前燕王哙”也在齐军战火中被胡乱杀掉了，至死他也不能明白，我老头子错在哪里了！燕王哙主动卸权，有让位给贤人的色彩，似乎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分封体制余绪严重的时代，贸然出来一个贤人当国君，其实当不稳，很快被国内和国际盘根错节的习惯传统势力，打倒了。

    河北省中部“保定、石家庄”一带的中山国，趁燕国内乱，也北上深入燕境数百里，夺得了燕国不少土地和城市，掳获了不少青铜器。

    齐宣王就是否要吞并燕国，向他狂妄但未必有能的智囊——齐国三卿之一的高官孟子请教：“有些人劝我不要吞并燕国，也有些人劝我吞并。我想，我和燕国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我只用五十天就拿下对方，这光凭人力是办不来的，定是天意如此。如果不吞并它，上天就会认为违反了它的意旨，降下灾祸来。看来还是吞并的好，你认为怎样？”

    孟子的思想比较扭，他回答得很迷糊：“如果吞并它，燕国的百姓很高兴，就吞并它。这样的事古代有过，周武王吞并商纣就是；如果吞灭它，燕国老百姓不高兴，就不吞并。古代也有这样的事，周文王就是。这次咱们作为万乘之国，攻打万乘之国的燕国，燕国的老百姓都箪食壶浆地迎接大王您的王师，目的是逃离燕国水深火热的日子啊。如果您灭亡了它，火却变得越来越深，水却变得越来越热，那您就又要被别的万乘得国家打了。那也就是运啊”。（水深火热”成语出处）

    齐宣王糊涂了，孟子大师说了半天，也没个什么清晰的利害分析，最后又归结到“运”——这个哲学家才也许能懂的含糊字眼上了。

    齐宣王想了想，大约自己是会让燕国老百姓们高兴的吧，于是命令匡章吞并燕国。

    齐国吞并燕国，立刻遭到国际社会的震动和干预，各诸侯纷纷策划出兵救燕——孟子根本没预见到这一，而是胡说什么老百姓高兴高兴今儿真高兴、今儿真不高兴什么的将是决定事态成败进展的主要因素。

    我们说，战国七雄之间都很注意各国力量的消长，当一国吞土而自壮时，其它国家常会结兵干涉。

    当齐国灭燕时，国际上必有一些诸侯不希望齐国灭燕：他们或者是在燕国有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与燕结好通姻，或者是也在觊觎燕国土地，或者是燕国已被某个霸主划在了他的霸权圈子里，不希望别人前来染指。有的则与燕国干脆没有什么利益关系，但也不希望齐国吃到燕国这块大肉。齐国吃燕，使齐国国土顿时扩大一倍，对我的国家安全就构成了极大威胁，我怎能容忍呢？

    现代世界也是如此，譬如美国出兵伊拉克，即便恨伊拉克的国家，也不希望美国得志于伊拉克的。因为美国控制伊拉克地区，将直接威胁中东其它国家的安全。

    总之，对于攻燕，会有很多外部干预势力。齐国伐燕之前，必须研究和摸清这些列国可能作出的反映，并给出积极有效的化解办法（比如割出部分占领区以贿赂列国）。有了准备，才可以动手。如果自觉化解不了，那就不要动手。但孟子在谈论要不要灭燕的时候，只考虑燕国人的民心，以为占领燕国以后，只要施仁义，使得燕国的“水”不再更深，“火”不再更热（意思是在燕国行仁义的新政），就能占稳。这即便不是选错了主要矛盾，也是忽视了一个重要矛盾。

    终于，齐国吞灭了燕国，一下子领土扩大了两倍，造成对列国的严重威胁，立刻掀起国际轩然大波。韩、魏、赵，乃至遥远的秦、楚，都不能容忍齐国独自坐大。于是纷纷出人出枪（近的出人，远的出枪），迅速组成多国干涉部队，要给燕国复国，恢复从前相对安全（对列国来说）的国际格局。

    齐宣王看见国际势力在纷纷开会和谋划对燕国进行武力干涉，发现形势根本超过自己的应付能力，害怕遭到诸侯围攻和群殴，于是赶紧向孟子请求良策。孟子说：

    “商汤以七十里那么小的地盘，最后都能占有天下，你现在比七十里大多了，你怕那些诸侯干什么。商汤为什么能成功呢，因为他行仁义。”

    什么意思呢？孟子认为，主要矛盾不在于列国干涉，而在于行仁义（行仁政），像商汤那样行仁政，多少国外干涉都不怕（实际上商汤胜利，不是因为行仁义，而是靠着发展国力和选对了结盟等国际关系利用的手段而实现）。

    孟子说：“从前，燕王对民众不行仁义，虐待他们的百姓，大王您过去征伐它，它的民众都以为您将拯救他们出水火之中，所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您的军队）。而您来了以后，却杀掉他们的父兄，抓拿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搬走他们的宝器，这怎么可以呢？列国本来就怕齐国，现在您土地扩大了一倍，天下更怕您变得凶猛而不好控制了，而且您在燕国又不行仁政，所以才招致天下之兵才开始行动了！”

    意思是，齐宣王占领燕国以后，应该行仁义（行仁政），如果你行仁政，按照“仁者无敌”的理论（具体的“成功”案例就是商汤），那么就不怕列国干涉，即便一百个诸侯武装干涉，也不怕的，也一定会把列国干涉军打败。孟子还有一层意思，列国因为畏惧齐国变得更强大，是要干涉燕国的，但是还不是必然干涉，现在您不行仁政，列国就才敢干涉了（因为仁者无敌，你行仁政，列国可能就不敢干涉）。总之，孟子的主要强调因素是行仁政，你在燕国行仁政，列国就不敢干涉你，或者列国即便干涉你，你也不怕，你也一定能胜（成功的例子譬如仅仅有七十里地盘但是行仁政的商汤）。

    总之，孟子在决策灭燕事件的前前后后（包括最初建议攻燕），主要考虑的成败决定力量是行仁政。以为行仁政，此事就必能办成。但是我们有两处要质疑他。

    第一 ，孟子把灭燕事件齐国变得被动，责任推给齐宣王，硬给齐宣王栽赃，说齐宣王不行仁政（在燕国）。作为齐国，要吞灭燕国，过程中肯定遇到抵抗，齐国肯定就要使用杀人抢掠之类的手段，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你要齐宣王在灭燕过程中要行仁义，这技术上怎么实现呢。（你要吞灭人家，又要在吞灭的过程中行仁义，这本身就是个矛盾，实际中怎么操作啊。）吞灭之后，一定也要镇压燕国的敌视齐国和争取复国的力量，这就又不能行仁政。所以，在一定时期内，灭燕又要行仁政，技术上是很难操作的。而且，列国干涉是个条件反射型的急剧反应，犹如影子随形，即便你要行仁政在燕国，并且受到行仁政的效果，时间上你有这么足够的空余吗？

    第二 ，即便齐宣王在灭燕以后，成功地在燕国行的仁义，就能避免列国干预和打退列国干预吗？这还要打个极大的问号。所谓商汤凭着那么小的地盘，就不怕天下诸侯，乃至战胜天下诸侯，说是就是靠着行仁政的力量，这首先就是谬论，是孟子杜撰历史的捏造。商汤的胜利绝对不是靠着行仁义的。“仁者力量巨大”，“仁者无敌”，本身就是孟子编造的没有事实基础和道理的虚拟的理论。

    孟子在替齐宣王考虑征燕和灭燕的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列国的武装干涉这一主要矛盾，而以为行仁义、行仁政就可以踏平一切，这是置齐国在这次事件中处于危险境地的主要原因。孟子事后不知反思和检讨，反是强调责任就在齐宣王不行仁义上。所以你这次在燕国失败，该！如果你按我说的，你在占领燕国以后行仁义，你就不会这么被动了！总之，我的行仁义的仁政的理论是没有错的，你倒霉就倒霉在你不守我的仁政的道理。

    孟子可真是对自己的行仁政理论顽固的要命啊。其实，燕国这次事件的失败，就是对他行仁政和仁者无敌理论的直接的否定和嘲讽，可惜孟子并不觉悟。齐宣王固然是在灭燕以后没有行仁政，但是“行”了也不会对事态有任何改变。

    孟子的错误，就是过分迷信“行仁义”， 一贯迷信“仁者无敌”这一他的根本治国纲领，以为只要通过“行仁义”得了“民心”，就天下大吉，什么敌人和矛盾都不怕了。是啊，人家商汤和周武王，不就是因为靠着仁义和民心，从那么恶劣的处境下，把多么强大的敌人都打败了。呵呵，这就是孟子自己杜撰历史最后自己都把自己骗了。

    孟子最后说：“你赶快发出命令，送还燕国的宝器，再和燕国人协商，择立一位燕王，自己从燕国撤退，这样，各国动武的念头自然会打消。”

    孟子的结论是对的，但他没有正视和检讨自己的灭燕决策时忽视列国武装干涉这一因素的错误，而过分强调行仁义的功效，并是把失败的原因都归结为齐宣王没有在灭燕后行仁义。

    齐宣王真是好脾气，被这个认“行仁政”死理的孟子数落了一顿，也不发怒。不过，齐宣王从燕国灰溜溜地撤兵以后，也认识到孟子的可恶了，君臣之间越来越疏远。

    燕国的这件事，孟子搞得很不成功，于是在齐国也没面子了，就请求辞去卿位，离齐赴它国周游。齐宣王又觉得不忍心了，表示打算在临淄城中给孟子一幢宫室，以及万钟的年薪，白养活孟子。孟子脾气大极了，拍桌子大叫：“万钟于我何加焉！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万钟于我何加焉！”

    齐宣王一看孟子更年期发作了，赶紧缩脖子逃跑。

    孟子心情复杂地离开了齐国。可是他还在齐国边境上连住了三晚，盼着齐宣王再度挽留他。可是，觉醒了的齐宣王始终未来，他这才在失望中离开了齐国。去宋国实现他的“仁政”去了！

    公元前312年，燕国复国以后，流亡公子“公子职”在其他诸侯（赵国等）的支持下，登上王位，是为燕昭王。燕昭王恨透了无故启衅、残我家园的齐国，没有一日不思考着报复齐国的，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发愤图强。从此齐国北方就竖起了一个死敌，终于在三十年后，齐宣王的儿子齐湣王被燕昭王打得几乎亡国，丢掉70余城，就剩三座孤城了。这都是孟子惹得祸啊，得负一定责任啊。齐国几亡，西秦强起，并吞海内，神州陆沉，孟子之徒不得辞其咎。

    （孟子以行仁政作为决策齐国是否要征燕和灭燕得主要依据，以为齐宣王去行仁政，就可以灭了燕，并且享有了燕，结果过分迷信了行仁政和仁者无敌的力量，而忽视了列国干涉这一实实在在的重要因素，使得齐国做出了错误的灭燕决定，在铁铮铮的客观现实前碰得头破血流，直接导致燕齐结仇，齐国遭到燕国的巨大的报复和削弱。不说孟子和孟子的理论害死人，那说谁呢？换了不是孟子，不是禀承孟子理论的人，会做出这样的灭燕决策吗，即便做了，他也知道冷静地找到问题的重在哪里，知道预先考虑化解诸侯干涉的办法，从而可以增加成功把握，至少可以减少实践中的巨大损失啊。过分看重和迷信“行仁义”、“行仁政”的“无敌”力量，于是不做准备，忽视国际关系和国际力量的作用，就是孟子这个“仁政”学说狂癖好者给齐国把事情办遭的原因！

    从前，宋襄公笃信仁义，于是在泓水之战不做务实的准备，最后兵败身死，遗天下耻笑。这里孟子再次笃信仁政治国将无敌的学说，不做攻燕前后的客观务实的准备，最后自己下岗、齐国遭殃几亡，其罪何在宋襄公之下，其迂腐自大何在宋襄公之下。）

    孟子为政，唯一的“成绩”，就是说服了滕文公（念腾）推行三年守丧制度——父亲死了三年内不许上班，天天吃糠。滕文公一时胡涂，居然实行了。可是不但没有“王天下”，反倒很快被人灭了。（家里一有死人就不来上班了，谁来发展经济、保家卫国？能不亡国吗？）

    “三年守丧”有它的好处。我们前面讲过，孔子的一个中心，就是崇君和维持既有等级制度，他的两个基本，就是仁和礼。仁，我们已经在“行仁政”这里说了很多了。而礼呢，就是用一套礼仪等级制度（譬如三年守丧），把人们对君主、父亲的尊崇敬畏之心与等级意识，通过在礼仪的日常练习和遵守中，固化下来，最后达到崇君的效果。

    大家畏惧了父亲，养成了对尊长的畏惧顺从的习惯，接下来就会畏惧国君，于是不敢造反了。但是在尊长面前，也就丧失了人格独立，变得懦弱、因循，无创新之想。但是，对君长来说这是好事情啊，可以坐稳江山。

    于是，后来的皇权时代严格恪守三年守丧制度，为此耽误工作时间也在所不惜。比如清朝道光年间就有一个新科状元，道光皇帝特别欣赏他，说他有宰相之姿。可刚要抬举他，他爸爸就死了，只好回家守丧三年。三年好不容易消磨完了，有宰相之姿的这位状元刚要启程进京，他妈妈又死了，于是又守了三年。在家闲到第三年的末尾，他自己也不想活了，干脆不明不白地死在一条船中了。

    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人民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高级博士生，就这么没为社会做一贡献，浪费了农民伯伯的无数玉米，白白死掉了。这都吃人的“礼”教害的他啊。孟子就是这样在列国推行守丧三年、虚耗社会财富。孟子真会开历史的玩笑啊。

    其实，父母子女之间，自有天生的感情，外国人不强调孝道，但儿子打老子的事也似乎不多。过分强调孝道，甚至孝与不孝都与升官和人品的评价相关联，只能使“孝”变得功利化而失去本真情意，最后使得我们在“假仁假义”的基础上又多了个“假孝”。

    所以说，儒家推广的孝道，反倒最终走到了孝道的对立面，一如儒家推广仁义，而最终走到了仁义的对立面。

    真正的仁义和孝道不能产生吗。可以产生和形成，但不是通过教化，而根本在于社会机制和体制。一元化的专制社会就永远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仁义孝道，而多元化的民主平等社会机制，则完全可是催生人际的和谐。这个话题比较远，我们就只说到这里。

    滕文公问孟子说：“我们滕国是个小国，夹在齐楚之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是结齐呢还是结楚。”

    这其实比较好回答，结齐或者结楚罢了。但是孟子却说：“你深沟高垒好了，如果民众再为你卖命守城，就可以了。”

    这听上去是个正路子，却是不可行的。你再深沟高垒，也架不住齐楚两个帝国主义来打。其实正确的答案正在滕文公的思路上，依靠一个强邻齐国或者楚国，有这两国互相制衡，腾国一时就还能苟延残喘。或者做墙头草，在齐楚之间跳来跳去，跳的水平高的话，也能像以前的郑国那样持久下去。这虽然听上去像是很没品味，但它是几百年来小国求生存的经验结晶，符合国际关系的制衡原则，即便现代的小国也不过是如此。

    但是孟子不让这样，是说深沟高垒。

    后来，齐国露出采取军事行动的端倪，滕文公很害怕，问孟子怎么办。孟子说，有两个办法，一是学古公亶父遭受戎人攻击时那样带着家族流亡去，把国家撇给戎人，一是死命在这里守着。呵呵，其实，还有一个第三个办法，就是去南边楚国求救。但是大约孟子是非常有“浩然正气”的，就是不让走这第三条路。最后腾国还是亡在了宋国手里——呵呵，旦是有齐或楚一个大国当靠山，亡也是亡在齐楚大国手里，也不会是亡在宋国这样的二流国家手里吧。

    孟子不懂国际关系吗？以他的大才，当然懂得，但他眼中只有“行仁政”三个字，对其它东西就像宋襄公对战法一样看不在眼里，不把利用国际关系和矛盾作为备选答案来考虑，于是不断给他的主子国招灾惹害。在齐国把“灭燕”的事情搞砸就是因为这样，在滕国这里又是如此。

    百年人物存公论，四海虚名只汗颜。

    （注：类似齐灭燕的例子，现在也有。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立刻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干预。苏联的扩张，将打破地区势力平衡，也将对欧洲和美国构成威胁。于是美过宣布对苏联实施粮食、先进设备和战略物资禁运。英、法和西德等国，均表示要重新考虑与苏联的关系。中国、美国、欧洲以及伊朗、巴基斯坦、沙特等伊斯兰国家，还向阿富汗提供了大量经济、军事援助。其中美国仅在1980年至1987年就向阿抵抗力量提供了18亿美元军援。一些伊斯兰国家甚至组织各类“圣战者”组织，到阿富汗进行“圣战”，直接参加阿富汗抗苏战争。

    苏联侵阿战争演变为侵阿苏军与阿富汗人民、伊斯兰世界以及与中、美、欧、日等世界大国的军事对抗。苏军声名狼藉，在阿富汗陷入泥潭，进退失据，损失惨重，不得不败退出来。这就跟齐宣王入侵燕国，遭到赵、魏各诸侯的联合干涉，是一样的。你齐国因入侵和扩张而强大了，就是对我们周边邻国的巨大威胁。

    请问，如果苏联呆在阿富汗“行仁政”（像孟子说的那样），就能“仁者无敌”，避免自己被打出阿富汗的厄运吗？

    这些故事还告诉我们，想独吞好处，往往结果是一也得不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