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阵难以抑制的酥麻。01bz.cc
虽然我已经硬不起来了，但是这样难以自持的感觉真的很舒服，让我一下子不想逃离。
然而这时候，工作间的门忽然开了。
「安娜！你们在做什么！」一个窈窕的身影打开了这扇门。
门口站着的惊讶的少女，裸露着肩膀，只用一条灰黑色的化纤浴巾裹着身体，露出健美的大腿；匀称的胳膊和双腿上有被绳子缚绑过留下的痕迹。
透过光滑紧致的肌肤，她的脸色绯红，把她本来健康的肤色映衬得格外好看。
她的胸脯包裹在浴巾里，不甘寂寞地坚挺着，起伏着。
她就是阿绿，安娜一直喋喋不休的水野绿。
她是一个v女优。
她也是我的女朋友。
起码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的。
二、张艾林从小爱惜名誉，就像爱惜衣服一样——普希金·《上尉的女儿》我的名字叫张艾林，生在新时代，长在红旗下。
按理说是一个三观很正品德优良的好青年。
我妈给我取了这么一个女性化的名字，据说纯粹是因为那时候她喜欢张爱玲。
在怀上我的时候，我那个学历并不出众的妈一下子从家里最没地位的人跃升成了这个家里最受照顾的人。
从怀孕五个月开始——据说——她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躺在床上，等吃等喝，看书看报。
那个时代还没有智能手机，所以她只好把大量的无聊时光花费在看家里的藏书上。
她把家里不多的书看了一遍又一遍，在一堆天书一样的机械工程类书和毫无营养的炒股学成功学的书中，她找到了张爱玲的小说集，并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这个女人的辛辣和世故。
我爸则完全没有她文学豪情，他始终是一个古板的，看起来似乎不通人情的理科男。
他大学本科学历，实打实的高材生，不知道为什么当年会看上洗头房里给人家当学徒的我妈。
也许我妈年轻的时候的确漂亮，笑起来的时候出淤泥而不染，两个酒窝分外迷人。
值得庆幸的是，我多多少少继承了一些我妈良好秀气的容貌，这让我幼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被人误解为一个女生。
当然，这也有部分是归功于我这么一个女性化的名字。
在我看来，我的父母的结合是错误的，而且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们也总是没有停止过争吵——这让这个家庭显得并不是那么和睦友善。
一个低学历的心猿意马的漂亮妈妈，和一个教条的不懂浪漫的书呆子爸爸，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好的组合。
我甚至可以想象我来到世界前的某一个下午，正在看着《倾城之恋》的我妈忽然合上了书，转头对正要给她喂鸽子汤的爸说：「孩子生下来，我们叫他张艾林吧！」于是我的童年大部分的快乐时光就这样被毁了，毁于我妈毫无名状的文学梦。
她在怀孕的时候忽然被民国文学撞击了一下，冲昏了头脑。
她一定在那时候想象着她的生不逢时，感到自己心潮澎湃，可能还满心欢心地期待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婚外情。
然后我就有了一个女人的名字。
然后她的这种热情很快就没有了，在我降生后便像潮水一样褪去。
她很快被繁重的家务所淹没。
她合上了书，把它们都放回书架上，关上了门，就像叶璇的歌里唱的那样，再无人相问。
她自己也忘记了她曾经不可自拔地爱上过一个半个多世纪前的女性，并迫切地希望在这个鬼魂的身上找到共鸣点。
只有很凑巧的时候，当有人再问起为什么我会有一个这么女性化的名字时，她才会想忽然睡醒那样，眼闪光了一下，但很快重新变暗淡。
她也许会和人解释当初自己喜欢张爱玲的小说，但不会再提起有多么疯狂。
她只会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喜欢。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
而她对我起名这件事情，在我看来，这是不对的。
并不是当你喜欢什么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的名字也跟着命名。
比如我知道有一个节目主持人，因为喜欢巴蒂斯图塔，就把自己的孩子起名叫巴蒂。
这实在是可笑。
再比如我爸，虽然看起来木讷，但是他也有过自己崇拜的偶像。
他喜欢过希特勒——当然，他并不敢在任何场合说过这个话——他甚至还读过《我的奋斗》，这在当时几乎可以算是一本禁书。
但他就不会想过管我叫张希特勒。
而我，我还曾经迷过一段时间的哈姆太郎，难道我应该管我将来的孩子叫张哈姆，或张太郎？「怎么可以管自己的孩子叫太郎呢，太不像话了，那是日本人啊！」有一天，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妈时，她这么说，「日本人都不是好东西！」妈对日本人的这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讨厌，也许只是出于宣传手段的原因，是一种被轻易挑逗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结的发泄。
又或者，她纯粹是因为不喜欢我爸对日本的喜爱。
因为他们两人的关系，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都太紧张了，所以只要是爸觉得好的东西，妈就必须要找出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来唱反调。
爸幼年的时候赶上中日建交后蜜月期的尾巴，自学了日语，并在我很小的时候教我唱《星》和《风继续吹》。
那时候的日本，在官方的宣传口径中，还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一个远东的重要的战略伙伴。
樱花还是一种美的象征，和服还是一种中华文化在海外的遗珠，年轻人向往的还是高仓健的成熟男人味和雪凝中凄美的爱情。
而现在，这些纷纷演化成了色情文化和周边，动漫文化和周边，宅文化和周边的「文化侵略」和政治上的互相诋毁和厌恶。
也许，我是说也许，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原因，不关注时事的妈也开始对日本讨厌起来，以一个高瞻远瞩的家庭主妇的姿态在内心要求和日本算清我们的历史遗留问题。
可是讽刺的是，我还是来到了日本留学。
留学生涯的前三个月是枯燥的。
我住在国分寺内藤一丁木的私人学生宿舍里，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自己做早饭和午饭。
步行一刻钟到达西国分寺车站，然后坐中央线一直到新宿，最后再步行十分钟到达柳玉语言学校。
整个过程要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
得益于从小被爸填鸭式的灌输教育，我的日语水平比其他的外国留学生都要好一些。
虽然我的语法有时会意外地很糟糕——这应该归咎于我爸本身自学成才的问题。
我在语言学校的课程完成之前，就通过了留学生考试，赶上了入冬前的最后一次面试机会。
开春后，我以候补生的名义进入了外国语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史，并在两个月以后转为正式注册生。
我搬进了新建在坂町的留学生宿舍，距离防卫省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步程。
我一下子从偏西的小村民，成为了大东京的城市居民。
为了支付高昂的宿舍费和伙食费，我一直打工赚钱。
起先我在一家中餐馆做打包外卖，每周工作三个晚上，每个晚上四个小时。
中餐店的名字叫红宝石，开在紧挨着新宿历史博物馆的四谷，主要服务的都是周围的工薪阶层和留学生。
主厨师傅姓田，福建移民，大家都叫他老田，是个笑起来满脸褶子，看不见眼珠子的老实人。
除了偶尔会克扣工资，每小时只给不到700日元以外，其他的都好。
店里的生意一般，除了刮风下雨的坏天气时订外卖的人会稍微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