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骑兵军》
很少有作品具备巴别尔《骑兵军》这样多的商业卖点：作者的惨死，犹太人的悲情，哥萨克的浪漫，红色的恐怖，艺术上的独特风格，甚至还有西方教派之间不宜明言的恩怨情仇……但巴别尔与商业无关，与任何畅销书作家没有共同之处。一般畅销书作家是用手写作，高级畅销书作家是用脑写作，但巴别尔是用心写作，用心中喷涌出来的鲜血随意涂抹，直到自己全身冰凉，倒在斯大林主义下的刑场。在倒在刑场之前，他的心血在稿纸上已经流尽。
巴别尔站在一个历史的压力集聚中心，一个文明失调的深深痛点，在白炽闪电的两极之间把自己一撕两半：他是犹太诗人，是富有、文弱、城邦、欧罗巴的一方；也是红军骑兵，是贫困、暴力、旷野、斯拉夫的一方。因此他眼中永远有视野重叠：既同情犹太人的苦难，也欣赏哥萨克的勇敢；既痛惜旧秩序虚弱中的优雅，也倾心新世界残酷中的豪放。他几乎散焦与目盲，因为各种公共理性对于他无效，眼前只剩下血淋淋的一个个生命存在。换句话说，他集诸多悖论于一身——这是他作为个人的痛苦，却是他作为写作者的幸运。
第一流作家都会在黑暗中触摸到生活的悖论。老托尔斯泰在贵族与贫民之间徘徊，维克多·雨果在保皇与革命之间犹疑，但巴别尔的悖论是最极端化的，是无时不用刀刃和枪刺来逼问的，一瞬间就决定生死。这使他根本顾不上文学，顾不上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起承转合，情境交融，虚实相济乃至学接今古那一套文人工夫，甚至顾不上文体基本规定——他只能脱口而出，管它是文学还是新闻，是散文还是小说。
大道无形，他已不需要形式，或者说是无形式的形式浑然天成。他血管里已经奔腾着世纪阵痛时期的高峰感受，随便洒出一两滴都能夺人魂魄。他不是一个作家，只是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灵魂速记员和灵魂报告人。这种作品的出现是天数，可遇而不可求，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很多。就像中国诗人多多说过的：这样的作品出一部就会少一部，而不是出一部就会多一部。
他在法文与英文中成长，浸淫于欧洲现代主流文明，但不幸遭遇欧洲两大边缘性族群：其一是犹太人，给欧洲注入过正教与商业，却在集中营和浪落旅途成为欧洲的弃儿；其二是斯拉夫人，为欧洲提供过大量奴隶和物产，却一直被西欧视为东方异类——其“斯拉夫”（奴隶）的贱称，无时不在警示这种冷泠距离。这两大族群缺乏权力体制的掩护，承受着欧洲文明转型的特殊代价——巴别尔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人。因此，《骑兵军》不是一个关于苏维埃的简单故事。书中的种种惨烈，源于文明之间的挤压，也许更多源于自然的物竞天择和历史的删繁就简。它一度出现在德涅斯特河流域，将来也可能出现在另外一片大陆。
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各有难念的经。种族和宗教是欧洲的敏感问题，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稍觉隔膜。当今中国读者看西方多是看西方的核心区，比如西欧与北美，而且只是看它们的某一阶段或某一层面。如果我们也看看欧洲的“郊区”甚至“远郊”，比如斯拉夫地区、南欧、北非、中东，我们的西方观才可能更完整。掩卷而思：巴别尔在谴责谁呢？我们又能谴责谁呢？欧洲文明在灾难中前进，一如其他文明一样，我们没法改变这一点。我们能谴责那些报复压迫的压迫，还是激发凌辱的凌辱？该谴责那些无力阻止戮杀的诗歌，还是实现了秩序和胜利的暴力？
也许，我们只能叹息人类的宿命。
关于《病隙碎笔》
史铁生躺在轮椅上，大多时候都在抗争着沉重的呼吸与高烧的体温，每隔两天还得去医院做透析，即把全身的血慢慢洗滤一遍。我曾经与他谈到行为艺术，他笑了笑，说一个人活着，一次次洗滤自己的血，这还不算行为艺术？
欧洲伟大的当代科学家霍金在轮椅上思索着宇宙，写下了《时间简史》；中国的作家史铁生则在轮椅上思索着人和人生，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散文，还有最近这本由何立伟配画的《病隙碎笔》。我是在《天涯》杂志上陆续看到这些文字的，每看了一期，就急着等待下一期的到来。一边看一边想：这本身都是迹，或者说也是常例——身体的虚弱正好迫压出心智的强大。
铁生知道危险随时悬在头上，因此他必须抓住病魔指缝里遗漏出来的每一刻，把自己还未完成的思考进行下去。什么是人的欲望？什么是人的灵魂？什么是真实以及什么是爱愿？……他已经没有工夫也毫无兴趣像很多作家那样，在文学陈规中绕圈子，耍招式，而是用最明快的方式直指人心，直指我们内心深处那些尖端和终极的价值悬问。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度，一个连宗教也大多在投资来世福乐的世俗化国度，铁生有价值的饥渴却没有特别的学崇拜。他的思考仍然充满着活泼知识而没有偏执迷信，他的言说仍然平易近人而从不故作虚玄，但他的理性足迹总是通向人生信仰，融入一片感动和圣的金色光辉。在这个意义上，《病隙碎笔》几乎是一个爱好科普知识的耶稣，一篇可以在教堂管风琴乐声中阅读的童话，是一种在尘世中重建天国的艰巨努力。在当下中国能这样做的人，数一数，除铁生之外恐怕也就不多了。
《病隙碎笔》是一部人学，一部心学。什么是心？什么是精或灵魂？设若一个人生活在孤岛上或者月球上，他会有精或灵魂吗？他连语言和思维都会迅速退化，还怎么会有感动、爱情、道德、志向等等物？据此可知，精是一种高智能生命的群体现象，是维护人类安全和幸福的群体意识沉积，因此杀一人可能有“灵魂的不安”，无非是这种行为伤害了人类的一部分，也就是伤害了人类；吃一碗饭却很少有“灵魂的不安”，无非是稻麦五谷尚处人类范围之外，其存亡就不被灵魂所牵挂——这显现了灵魂的管理边界。灵魂与肉体当然有关系，用铁生的话来说，灵魂是“爱的信奉”和“辽阔的牵系”，类如一种“无限消息的传扬”，它与肉身的关系，是一种“消息”与“载体”的关系。这就是说，灵魂这种公共物品可以呈现于个体大脑却从来不隶属于个体大脑。个人的肉体连同大脑可以消失，公共的灵魂却亘古常在。当铁生突然感到书架上几千本书其实是“全有关联”的一本大书的时候，他已经抵达了灵魂追问的理性最前沿位置，已经逼近精现象的谜底，并且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整体主义哲学不谋而合。
在这种哲学看来，整体大于或小于部分之和。因此锯子的本质是锯齿的组合而不是任何单个的锯齿，蜜蜂的本质是蜜蜂的群体而不是任何单个的蜜蜂。正像铁生愿意把几千本书看作一部多卷本大书那样，这种哲学更愿意把人看作是活了几万年并且布满全球的一个雾状生物，灾荒和战祸只是这个庞然大物的局部溃烂，和平与繁荣只是这个庞然大物的局部营养，哲学、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的灿烂群星则构成了这个雾状生命的闪烁心思。总而然之，这种哲学需要一种特的想象，一种把“人”从“个人”中解放和超脱出来的想象。
“个人之于人类，正如细胞之于个人，正如局部之于整体，正如一个音符之于一曲悠久的音乐。”（见《病隙碎笔》之五）铁生已经进入了这种想象。这也是整体人类在当代的伟大发现。因为铁生并不仅仅是铁生，而是铁生所参与和承传的心流，是无数陌生人共同构成的精长征，将其命名为史铁生，或者命名为屈原、莎士比亚、贝多芬、爱因斯坦等等，只是一些不够准确的临时指代。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细胞”的每一个人都终会消亡，但并不影响公共灵魂继续燃照茫茫暗夜。既然如此，死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悲哀于一己的消亡，也就是人类共同体个别细胞的消亡，有什么道理吗？既然如此，灵魂怎么可能会死呢？中国前人说“视死如归”，就暗示了肉身只是一个临时寓所而我们的灵魂来于整体终将又要“归”于整体。正是读着这本《病隙碎笔》，我看见铁生将轮椅轻轻一推，就跨越了生与死，跨越了瞬间与永恒。
把个人想象成“细胞”、“音符”一类局部，当然并不是要废除人的个体性，并不是要强加一种集权伦理。整体是由众多局部组成的，只可能由众多局部组成，因此任何对局部的伤害也就是对整体的伤害——除非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特殊处境，整体的保全可能需要有个别局部的牺牲。铁生对这一点是很清醒的，因此在这本书中的很多地方，他甚至更多采取了一种个人主义的姿态，对历史上种种压迫个人、盘剥个人、取消个人的专制叙事保持深深警觉。其实这不仅仅是个人主义，也是整体主义的应有之义，因为历史上那些压迫、盘剥以及取消，同样是对整体的掠杀，“文革”也许就是难忘的一例。更进一步说，“文革”罪错并不仅仅是对某些个体形成侵害，同时也是族受其戕和国受其伤。正因为如此，铁生的个人主义并不一味放纵欲望，倡扬自由的同时，常常用爱愿来补充和诠释自由，对市井化的放辟邪侈——如果说这也俗称为个人主义的话——同样保持了深深警觉。
这是一场腹背受敌的双向抵抗，而且是面对一系列不可能靠理法推演而只能在具体实践那里相对解决的难题。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剥夺了他人自由的自由？什么是爱愿？什么是妨碍了他人爱愿的爱愿？富贵者与贫贱者的两份自由相冲突时怎么办？指向小鸟和指向邻居的两份爱愿需取舍时怎么办？……灵魂并不能提供一本实用通行手册，并不能预制实践者在现实中分寸各异的随机判断。这便是宗教的局限，是终极价值追问的局限。
这种追问昭示着精方向，但并不会指定每个人的日常路径。这种追问是与上帝的对话，是思想的天马行空，但并不能取代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各种世俗思辨和权宜安排。术可乱道，这是没有错的；然善无独行，亡术亦非道——中外先贤一直奋斗在这种道的有术和无术之间。
铁生并没打算在《病隙碎笔》里完成一切。每一个圣哲即使没有躺入轮椅，也不可能完成这一切。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人类灵魂不同的入口，通向共同的幽深、广阔以及透明，在书架上向我们默默敞开。
2002年1月
关于《刘舰平自选集》
刘舰平为湖南人氏，体魄雄健，臂力超群，在角力游戏中很少遇到对手。尽管如此，朋友们还是愿意用“漂亮”甚至“妩媚”这些较为女性化的词，来描述他的面容——尤其是他的眼睛。
大约十多年前，这双美丽得几乎让人生疑的眼睛开始夜盲，继而视野残缺，最后被确诊为一种极其罕见的先天性眼疾。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眼疾将在十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无可避免地导致患者完全失明。
一切可以尝试的救治方案都尝试过了，还在尝试下去。但是坦白地说，他的双眼里已经渐生黯淡、涣散、迟钝，就像曾经灿烂的星星正缓缓熄灭。他和他的亲友们仍在等待迹。但如果现代医学最终不能保住他残存的视力，他就将进入一片永远的黑暗——这种沉重的可能一直悬在他的头上，甚至已经超前进入他一次次自我调侃式的心理预习。在那片黑暗里，当然还会剩下很多声音。循着这些声音，一个人可以找到它们各自的来处，一些大的或者小的、软的或者硬的、冷的或者暖的、动的或者不动的物体。世界万物将被一个最简单却是最重要的标准来区分：是障碍或不是障碍，能把脚和腿撞痛的或不撞痛的。
对于他来说，腿脚上的痛感，将成为世界一切事物的形象和意义。
这就是盲人的世界，某一类残疾人的世界。在我看来，“残疾”的定义有些含混不清。如果一个人患上胃病、关节炎、高血压，甚至割去半个肺，拿掉一只肾，血液里流淌癌细胞，同样是损坏了身体，但人们并不会将其称为残疾。可见“残疾”并不完全是一个测定健康的概念，至少也是一个生理学中特殊的概念。“残疾”指涉人的视、听、触、言、行、思等能力，与佛经里“六根”与“六识”的范畴相当接近，虽然所言生理，意旨却偏向心理，几乎是一种佛学化生理概念。
其实，从个人感知世界这一方面来说，有谁可以逃脱生理局限呢？有谁可以无所不能呢？我们无论有多么健康，也缺乏狗的嗅觉，鸟的视觉，某些鱼类的听觉。我们听不见超声波，看不见红外线，声谱上和光谱上大部分活跃而重要的信号，一直隐匿在我们人的感官之外。在生物界更多灵敏的活物看来，整个人类庶几乎都是“残疾”的。直到最近的一两个世纪，我们依靠望远镜才得以遥望世界，依靠航天机才得以俯瞰世界，依靠核反应堆和激光仪才得以洞察世界。在拥有更高科学技术的人们看来，前人可怜得连一张高空航拍照片都不曾领略，对世界的了解是何其狭窄和粗陋。这种状态与健康人眼中的“夜盲”或者“视野残缺”一类，似乎也没有太大的距离。
局限总是相对而言。人不是。人一直被局限所困，还将继续被局限所困——即便正常人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循着介入世界的无限欲望，以不断突破和超越自己生理局限的过程，构成了迄今为止的历史。人们靠科学拓展对物界的感知，同时也用艺术拓展对心界的感知，比如从文学史上最初的一个比喻开始，寻找声音的色彩，或者色彩的气味，气味的重量，重量的温度，温度的声音，就像一个盲人要从一块石头上摸出触觉以外的感觉，摸出世界的丰富真相。这几乎就是文学的全部所为。文学不是别的什么，文学最根本的职事，就是感常人之不能感。文学是一种经常无视边界和越过边界的感知力，承担着对常规感知的瓦解，帮助人们感知大的小，小的大，远的近，近的远，是的非，非的是，丑的美，美的丑，还有庄严的滑稽，自由的奴役，凶险的仁慈，奢华的贫穷，平淡的惊心动魄，耻辱的辉煌灿烂。文学家的工作激情，来自他们的惊讶和发现，发现熟悉世界里一直被遮蔽的另一些世界。
舰平起步于诗歌，后来在小说、散文方面有卓识和真情，可见眼疾并不妨碍他看到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东西。他最近刚经历了一次眼科的大手术。不管这次手术的效果怎么样，他今后的新作将展示出越来越宽阔的视野。
*以上三篇最早分别发表于2006年《第一财经》报、2002年《北京青年报》、1996年《书屋》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