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仲苞领的各省公款不在少处，各有大宪纷纷的电饬上海道：“查拿押追。”
初时，罗仲苞还躲在租界想洋人保护，有几家洋商也肯替他说话。争奈香港、澳门两处不好的消息也相继而来，亏空洋人的款项也不可数计，连这几家洋商也保不住他了，只好把他送交上海道发县管押。浙江抚台也早行了文书，叫宁波地方官查封他的家产。这位鄞县大老爷是个办事最为认真的人，接到抚台的密札，他就密密的到营里要了二百名兵，但说抚台叫调的，也不说出所以然。到了五更多天，带了几十个得力的家人差役同着调来的兵，把这罗万象的房子围的水泄不通，然后亲自带了家人差役叫开大门一拥而入，可怜这罗家的人，虽然晓得倒了两处庄子，总觉得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且这位罗仲苞又是京中王公巨卿、外省督抚司道有点名望的都同他是刎颈之交，平日得他好处的也真不少，就有些甚么哪有个不合交情照顾照顾的道理，哪里就会弄查封家产呢？就要抄家，也不过把田产房屋封去罢了，而且本地方的官府一年也受他家许多馈赠。这位县官尤其要好，三日两头过来吃酒打牌，有喜庆事体，都是他来陪客照料，不但罗仲苞有事托他百依百从，就连家人们要送个把佃户，请他打一千不会打九百九的，这样的至交有点事体，好意思不通个信，所以一点没有准备。谁知这位到官竟是个顾公义不顾私情的人，亲自登门做那《红楼梦》的赵堂官。这位大老爷一进了门，在屏门口设了公座，像那院试的时候提调官点名的一样，靠西向东的坐着，吩咐先撵男人出门后撵女人出门，可要在各人身上细细搜检，不准夹带财物。光是些男的家人、伙计、戚友、亲丁一一搜清放出，后来到了女的，这县官说，也得要细细的搜，这些家丁差役巴不得这一句，在这些妇女身上胸前袖底裤裆没一处不搜到，而且这重门搜过，那重门又要搜，弄的这些妇女失履敞襟，披头散发，哭哭啼啼的求死不得。搜了一半，幸亏本府大人来了看着太不成样子，吩咐妇女身上不准乱搜，只要不成箱整捆的搬运，就随身带着点首饰，携点奁具都不准阻拦。这道恩谕下来，这些妇女才有点生路，各人随身带点细软金珠却也不在少处。他两个儿子就全靠他妻妾们身边带了点儿，后来才得支持衣食，重整一个小小门庭。等到把妇女撵尽，然后府县带着文书差役进去，把一房一房的箱笼打开，逐件登簿，也有二三十万银子的东西，但抵起他的亏空来那真是百不及一。这罗仲苞在上海县里押了两年，还是一个洋商说外洋本有告穷之例，他既家产尽绝，要了他的性命也是没用，请领事向上海道说，把他放了出来，有两个不忍相离的爱妾身边带了点珍宝，同他在上海租了一所小小的房屋，也还安安乐乐的终了余年。他那时没有财去易人家的色，那些平素以色来易他的财的，也就另寻主顾不来访问他了。
看书的诸位，照这罗万象的收场结果论起来，自然说是他好色之报，不知就是这财积的过多，也真能盈满为灾。你看凡有富过百万的人家，坏起来总是一败涂地，没有渐渐熄灭的，就同那树木一般高逾百丈大可数围倒起来，总是连根而拨，没有一枝一叶慢慢朝下落的道理。若到了数百万以上，自然做的总是些大来大往的生意。牵枝带叶的事业，到那时候也真不能自主。人家怪他不肯收手，不知到了这个地步，也只有听其自然做将过去，做的好迟倒几时，做的不好早倒几时，若要想收手，你收手的这天，就是到的这天。看他是富，可敌国不知他真有骑虎难下之苦。从前，那杭州的胡雪岩不也是这个样子么？
近来有位先生的家训说，子孙每人富不准过十万。此种见解，新学朋友必说他黄老之学太深。然而为保家保身之计却不得不然，所以人生于这“财”字只须求其够我一生之用足矣，又何苦贪多务得呢？至“色”字多的坏处，甚么窥帘留枕、广田自荒、卖履分香、他人入室，那是人人都晓得的，也用不着做书的细说了。
再说这罗万象出了这个事体，在罗万象呢，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虽是一场春梦，也还足以自豪，只急得这位廖庸庵，竟如婴儿失乳一般弄个走头无路。那位傅又新本来在外洋做生意，也并没有甚真理理财的学问、致富的经论。不过那时候在外洋做生意的人少，他是一个孤身无所系念，舍着性命去干，吃得苦拼得出，又碰着他几年的运气，就成了这一番事业，同那些聚赌的人一般，当了两件衣服，拿这钱全数打了上去，居然中了，再翻再中，只要财运好，几宝功夫就可盈千累百。你道他有甚么操券而致的胜算么？中国人却把他当作一个天富星下凡，撮拥着他以为就可振兴商务，广浚财源，真与做梦无异无怪。这廖庸庵跟了他来，弄到无可下台。那增朗之因为他老翁惠荫洲现已过了道班，住在南京，是以前去省亲，并要了点指省引见的款项。这时候也就南京回来，同这傅又新谈谈还是一篇大话说：“我不过放心不了这些中国的官府，我要不是怕他们朝令夕改，我一个人号召起来，这点事有甚么不成？不过我不犯着去做。”再去问问那位廖庸庵已如斗败蟋蟀，只有满盆乱撞而已。增朗之看这样子，晓得是个一场没结果的事情，不如还干自己的正经事罢。想那广东是不能再去的，改哪一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