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的变迁
早年间，北京的胡同里有不少官井，各家住户自用自汲，彼此无争。后来有钱有势的人家，在自家的院儿里打井，井由伙夫管理。他们找人给他们挑水，同时也给别人送水，收取“井租”。久而久之，挑水的仗着井主的钱势成为这一片儿的“水霸”。
“文革”期间，亨得利曾改名首都钟表店，盛锡福改叫红旗帽店，同升和改叫长征鞋店。我尚是外省的学童时，从地方小报上读过一篇叫《亨得利斧影》的侦探校旱，内容已记不清了，它惟一的教育意义在于：让我很早就知道北京有个王府井，王府井有个“亨得利”。
后来移居北京，王府井是必逛的项目，走着走着，就到了亨得利钟表店门前。那一瞬间没想到别的什么，而是想起了一篇遥远的侦探校旱——亨得利果然还在啊，仿佛一直等待着我。
我有一种重逢般的感觉：这是我曾经游过的地方。直至此刻，那篇虚构的校旱才真正完成了现实中的使命：把我引导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点。
虽然钟表店里的老板、营业员乃至进进出出的顾客，恐怕都不曾读过那篇没什么名气的校旱。这只是我一个人的秘密。梦想中的亨得利，和生活中的亨得利，终于重叠了。而生活中的王府井，同样也证实了梦想中的王府井：并不仅仅作为背景而存在，它是一条现实主义的街道，两侧商铺林立，人流如织。我和我的那点心思，很快就被新时代的喧嚣与噪动给淹没了。
亨得利的钟表，仍然在很刻板地走着——时针、分针、秒针，交替迈步。虽然也曾几度停摆，但并未阻挠时光的流逝。亨得利，以自己的方式为王府井的历史计时。
逛王府井，我耳畔总回响着钟表的滴答声。真怪，它似乎比汽车的喇叭声、商贩的吆喝声、游客的说笑声更漂亮，也更真实。我把它当做王府井的心跳，一颗古老的心在跳动。
王府井的老字号，可远远不止亨得利一家。
这些年来，我不只在亨得利买过电子表，还在盛锡福买过遮阳帽，在同升和买过千层底懒汉鞋，甚至还在大明眼镜公司配过变色镜。至于稻香村的南味糕点，更是要尝一尝的。
对于我来说，在王府井走一圈，购物并不是目的，更主要的是为了感受那古朴而热闹的氛围(仿佛在茫茫人海中用腮呼吸)，为了朝拜一系列的老字号———我的心情可比怀揣的钱包丰厚得多。
“文革”期间，亨得利曾改名首都钟表店，正如盛锡福改叫红旗帽店、同升和改叫长征鞋店。可结果怎么样呢?被摘去的老牌匾最终还是重新挂了起来。老百姓都已叫惯了，要改口是很难的。再说，又有什么必要改呢?
民国四年，袁世凯曾下令将王府井更名为“莫里逊大街”，但北京百姓没有承认它。
包括王府井也是这样。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下令将这条街道更名为“莫里逊大街”——因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治*莫里逊在路西1oo号（今271号）居住，而他替袁世凯当皇帝捧过场，后担任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1919年以北洋政府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可王府井是绝对不属于某一个人的。虽然西方人士习惯称之为莫里逊大街，但“北京的老百姓没有人承认它，依然叫这条街为王府井大街。1948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原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所立的用英文书写的莫里逊大街路牌也被老百姓推倒，将其投进垃圾堆中”。(王永斌语)
北京的水井中，最脍炙人口的当数王府井，但如今它已蜕变成一个抽象的地名，不仅已枯竭，连井址都失传了。
王府井是属于老百姓的。
老百姓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至于王府井为何叫王府井，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此地曾有王府是无疑的，曾有井也是无疑的。只是王府早已湮灭，井也“地址不详”：有人说原工艺美术服务部门前便道上有一口井，有人说经济日报社院内有一口井……为了开发旅游资源，有关部门确实在天主教堂隔马路的斜对角挖掘了一口井，新配置井盖与护栏，并加以文字说明。但它是否确为原始的王府之井遗址，估计谁也不敢担保。
那口大名鼎鼎的井在与人类捉迷藏。或者说，是时间在与人类捉迷藏。
大街南段西侧，尚存大、小甜水井胡同———可也只是空洞的地名，因为井已失踪。只是在史料中有相应的记载。譬如清代朱一新著《京师坊巷志稿》，言之凿凿地声明“王府街”有“二井”。
也可以讲，这一带的水井太多，反而让人弄不清王府之井究竟属哪一座。
多多益善。或许王府之井本来就不仅指一座。惟独井水之甜是无疑的。
探查大、小甜水井胡同，我步履谨慎，生怕踩破了一个梦。胡同本身，在蒙古语中即是水井的意思。北京城里，胡同之密集，亦可想见水井之众多。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有些被填平了，有些遭到废弃，总之大多数已名存实亡。在普遍安装了自来水设施的时代，井已成文物，抑或作为古典的象征。井已非为饮水之用，它真正的功效在于审美。
“有井水处皆有柳词”，本是夸奖宋代词人柳永的。若泛指的话，有井水处皆有人情，有井水处皆有世故———似乎也说得过去。
北京的胡同，是难以统计的。北京的水井，也是无法计算的(据说带“井”字的胡同曾有上百条)。它们都属于被遗忘的角落里被废黜的事物，不断地遭受损坏，随时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因为水井的没落，我不禁担心起胡同的命运———同样也会倾覆，只留下象征性的地名。没准儿某一天，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虽张挂着某某胡同的门牌，却已无胡同之格局与气象。
王府井不就是这样吗?岂止不见王府，更找不到那口古老的井了。于是只好以赝品来代替。
北京的水井，剩下的已不多了。硕果仅存的一些，水都已经枯了吧?甜水井，甜水井，简直像话。再甜也甜不过满大街热销的雪碧与可乐呀。有了工业化的软饮料，人们也就忽略或忘却了田园情调的水井。
参观为旅游观光而发掘的那口“王府井”———铜铸的井盖上镌刻着对典故的解释。我怎么读，怎么觉得像是为北京水井这一光荣的集体所拟定的墓志铭。北京的水井已经死了！
而在元代，在明清，整座北京城都是靠井水哺乳、滋润的。整座北京城，都不过是一扇庞大的井盖。
北京的水井中，最脍炙人口的当数王府井，其次才是珍妃井呀什么的。王府井已蜕变成一个抽象的地名，不仅已枯竭，连井址都失传了。可它仍然是生命之源。它以另一种形式的井水(商业)浇灌着老北京的后裔，人们称之为“北京的窗口”，以及“中华第一街”。
据记载，王府井曾为明代十位亲王的“集体宿舍”，明时称十王府或十王府街，清时称王府大街。王府井大街因之得名
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王府井大街，确实出名了，为之提供原始依据的王府与井，却先后消失，彻底变成传说：“这里原来是王府的住宅。王爷府中有一口有名的水井……当年井上有一座精巧玲珑的六角亭子，井口是一块大石头凿的圆孔，井沿很高。井的南面就是王府大院，很阔气……”(转引自赵志忠著《北京的王府与文化》)
王府井的现实，是与“王府井”的传说分不开的。
我一度没弄清王府井所称的王府，属于明代的，还是清代的。偶然翻阅《明太宗实录》，才解开了谜团：“……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建十王邸。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乐十五年六日兴工，至是成。”看来此地曾为明代十位亲王的“集体宿舍”———一座座王府唇齿相依。据说这十王府位于今烤鸭店的帅府胡同至长安街一带。王府井大街就因之而得名：明时称十王府或十王府街，清时称王府大街。
今东安市场的原址在清初时曾为平西王吴三桂的王府。清末时原在王府大街两侧摆地摊的小商小贩被统一管理，东安市场由此得名。
十王府选址于东安门外，肯定是因为永乐皇帝的恩赐。东安门是皇城的东门，这十王府属于“皇城根儿”。皇城根儿下多贵族。东安门在1912年“壬子事变”中被烧毁，南段的皇城城墙于1917年拆除。城已消失，门也不存，惟有东安市场能唤起人们的回忆。东安市场的原址，在清初曾为某王府———你猜是谁的?是吴三桂的。吴三桂被顺治封为平西王，其宅邸一定很豪华。他后来因叛乱而身败名裂，风光一时的“平西王府”自然也难逃厄运：被连根拔除，平毁后移交八旗兵机营作操场。可惜呀，“平西王”自己最终也被人“平”掉了。王府的遗址，驻扎着一群“打靶归来”的大兵。
光绪二十九年（19o3年），原在王府大街两侧摆地摊的小商小贩，全被收容进废弃的机营操场，统一管理———命名为“东安市场”。东安市场沾了东安门的光，沾了皇城根儿的光，生意火爆。宣统元年(19o9年)的《京华百二竹枝词》述及其盛况：“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心不费难。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原诗附注：“各处创立市场，以供就近居民购买。东安市场货物纷错，市面繁华，尤为一时之盛。”看来大清帝国的“市场经济”，最初是从这里搞起来的。
如今你要去王府井，再也找不到那露天搭棚(俗称“雨来散”)的东安市场了———一座现代化的“新东安市场”大楼凌空屹立，取而代之。
清末的王府井一条街，是靠东安市场带火的。加上它南接东交民巷使馆区，可以很方便地挣洋人的钱。同样，它也比其他地段的商铺销售更多的进口货。譬如亨得利，主要推销瑞士的名牌钟表———劳力士、浪琴、欧米茄之类。
王府井的明代十王府，早已成了海市蜃楼。废弃的十王府遗址，清雍正年间营造了贤良寺。
王府虽未留下一砖一瓦、只鳞片爪，但王府井大街就是这么叫响的。
其实在未有王府之前，此街就存在了。据记载，元朝时它的名称为“丁字街”
其实在未有王府之前，此街就存在了，据元末明初熊梦祥著《析津志》记载：元朝时名称为“丁字街”。主要指今灯市口至金鱼胡同一段。这一段，在民国后又叫“八面槽”———据说路中间有一架八角形的水槽(清朝遗物)，原是供南来北往的客商饮马用的。我想，那时候载人运货的骡马(可能还有走过丝绸之路的骆驼)，俯饮的一定是甜美的井水吧！
对奔波于城乡之间的骡马而言，这架巨大的水槽就是北京的标志，就是最好的街心花园。
估计那口井，离饮牲口的水槽不会太远吧?否则一桶桶地拎过去，多麻烦呀。
而今井已失传，水槽也荡然无存。
在原先安装水槽的位置，站立着一位指挥交通的警察。他可以疏导车辆，却唤不回遥远的马群。所有的往事，只服从岁月的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