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害了圆明园？
西洋景的总设计师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地址发布页邮箱： ltxsba@gmail.com 』郎世宁为乾隆皇帝“打工”，有宫廷画家之称，绘有《弘历雪景行乐图》（情节为乾隆和子女在圆明园中欢度春节）等诸多作品，他的绘画顶多属于“业余”水平。至于在建筑设计方面，更是“半吊子”了。给他当助手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也不见得有多高明。但圆明园西洋楼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自元末明初欧洲建筑传播到中国以来的第一个具备群组规模的完整作品，也是首次将东西方两个建筑体系和园林体系加以结合的创造性的尝试”，属于中西文化的“混血”工程。张萍、柴火两位，对此颇有研究：“西洋楼本身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造型如何，因为它们并不是地道的西方建筑，而是当时西方传教士为迎合中国皇帝口味而急就出来的作品，只是因为它真实记录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才显得珍贵。”整个建筑群由中国的能工巧匠承包施工任务，历时14年（1745——1759年）完成，可谓慢工出细活；加上材料本身无可挑剔，因而多多少少弥补了设计思路的僵化与做作。譬如海晏堂，“为安装欧洲喷泉机械设备而起造，是圆明园中最宏伟壮观的西式建筑。主要立面西向，两层11开间，中间设门，门外平台左右布置弧形石阶及扶手墙，可沿石阶下达地面水池。池两侧将西方贯用的裸体人物雕像改为铜铸十二生肖属相，代表十二时辰，每隔一时辰（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依次喷水。”这喷泉居然带有报时之钟的性质，更有趣的，是以十二生肖属相取代裸体人物雕塑——可算作有中国特色的西洋建筑。莫非中国皇帝怕有伤风化?又如黄花阵（另有菊花迷宫或万花阵之称），系我国惟一的仿欧洲式迷宫：“外砌长方形迷阵，中心筑高台圆基西式八方亭。阵墙高1.2米……。乾隆皇帝每至中秋佳节都在这里观赏宫灯，宫女们手执黄绸扎制的莲花灯，在迷阵中东奔西驰，先至中心亭者可得到皇帝的赏赐。”看来乾隆威严的龙颜，掩饰不住一颗童心，居然跟嫔妃们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了。黄花阵1989年修复，我还去钻过呢(跟打地道战似的)，颇动了些脑筋，才没有在错综复杂的坑道里迷失。待我终于走到头了，下意识地抬头，只看见亭子里空荡荡的，皇帝早就消失了。这么说，我只能自己奖赏自己了?
圆明园好玩的西洋景还有很多，远瀛观、谐趣、蓄水楼、线法山呀什么的，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况且，列举了也没用。因为大多数都只剩下摇摇欲坠的残局。连皇帝都不在了，谁还有耐心，陪你下这盘永远也下不完的棋呢?除了风。风在乱石断墙间迂回，百无聊赖地信手摆弄着这个“烂摊子”。摆弄来，摆弄去，也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以改变尴尬的局面。
正是在这凌乱的棋盘上，大清帝国输了。把自己的家底子全赔光了。隔着起伏的山峦、浩瀚的海洋，它输给了彼岸的对手。圆明园，记载着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贪玩的乾隆，若是能未卜先知，预料到百年后的耻辱，他老人家，还有心思跟宫女们打打闹闹吗？当他自以为是全世界最强悍的君主，而西洋的科技发明不过是雕虫小技时，大清帝国就输定了。或者说，注定会输得很惨的。康熙最初接触到欧几里德几何学及近代天文学原理，曾忧心忡忡，意识到东方的道高一尺而西方的魔高一丈：“西洋诸国千百年后必为中国之患。”可乾隆一点也没继承其祖父的忧患意识，对“夷人之技”很瞧不起。他惟一引进的只是西洋的建筑艺术，在圆明园内盖了占地1oo多亩的西洋楼，只不过是为了开开洋荤、闹着玩而已。他花高价进口了一批花哨的西洋自鸣钟，作为宫廷的摆设，却对天体运行仪、地球仪之类不屑一顾。他根本不相信地球是圆的。他固执地认定大清帝国是世界的中心，拱卫于周围的皆是些弱小的藩国。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将居京的“老外”（传教士）全部召集到圆明园，劝他们改信儒学。双方展开了辩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毫无结果。乾隆认为这些外国“傻帽”是执迷不悟。“在他的头脑里，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完全沦为了他眼中的‘淫技巧’，成了开心取乐的‘玩艺儿’。他的头脑中已构筑起传统文化的支撑的完整宇宙，在他的世界观中，没有给西方思想以一寸立足之地。这位性格坦率开朗的皇帝从来不掩饰他对科学的嘲弄态度。传教士在他眼中和那些侏儒一样，他们的作用只是用‘戏法’来松弛他紧张工作后的经，来装点他统治下盛世的升平。”（张宏杰语）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由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驾驶着先进的炮舰访华：“把我们最新的发明如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而又灵巧的民族高兴的。”此时恰逢乾隆82岁大寿，宴会上的满汉全席自然使英国人大开眼界，而他们远渡重洋携带来的各类“土特产”，无形中成了给老寿星的生日礼物：除了工业机械、天文仪器之外，还有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火炮11o门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乃至榴弹炮、迫击炮和卡宾枪等实物。英国使团甚至还配备了训练有素的卫队，想表演一番现代炮兵的装备与队列，供中国皇帝检阅。乾隆却不稀罕听西洋的礼炮声，觉得不会比鞭炮爆竹之类更能烘托喜庆的气氛。挥挥手，让太监们将这些怪模怪样的枪炮原封不动地运进圆明园的仓库并且傲慢地评价：“这些可以给小孩子当玩具。”他只是浏览了一遍英国使团递交的乔治三世的国书及冗长的礼品单，告诉手下：“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夷性见小，自以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著征瑞于无意之中向彼闲谈：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庶该使臣不敢居自炫。”英国使团在乾隆眼中，仿佛一支远道而来的马戏团，靠耍一些洋把戏，来嘘弄看客。而且乾隆并不以为这些异域的杂技与魔术有什么新鲜，有多么。
大清帝国的轻敌思想，正是乾隆开始的。他根本想不到，自己连看都懒得看的洋枪洋炮，在67年之后，将撞开闭锁的国门，直逼北京城下。而圆明园将在轰隆一声中成为炮灰。他呀，真是太迷信八旗军的强弓硬弩了——因为其祖上，正是靠这冷兵器打下江山的。可在下一个时代，要靠长矛与弓箭守江山，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偏偏乾隆栽下的是一棵骄傲自满的歪脖子树。他的龙子龙孙，从道光，到咸丰，直至光绪，都将深受被烈日暴晒之苦。而他留下的最昂贵的遗产——圆明园，将毫无招架之力地遭受一次打劫。打劫者，恰恰是他蔑视的那些洋人的后裔。
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讶异地发现：当年赠送给乾隆的礼物（枪炮），一直“藏在深宫人不识”，闲置在库房里，蒙满尘土。大半个世纪以来，仿佛被中国的帝王将相们遗忘了。他们二话不说，立即将其装船运回老家。或许还不无侥幸心理——幸亏中国人没把这些武器当回事，若是他们以此为模型仿制并装备军队，掌握了先进的军事技术；那么，要想打进北京城，就不太容易了。
我看电影《火烧圆明园》，难忘里面的一个镜头：僧格林沁王爷的蒙古骑兵，在开阔地上作集团式冲锋，遭遇英法联军的排枪排炮，纷纷滚鞍落马，血流成河；最后只剩下一杆快要被炮火撕碎的战旗，斜插在尸骨堆上，孤独地飘呀飘……马受惊了，人也受惊了。一向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八旗军，总算领教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可已经太迟了!毕竟，人家已经打到自己的家门口了。想挡也挡不住。
早干嘛了呢?
乾隆时代获得的那批西洋火器样品，在圆明园的宫殿里睡大觉。这一觉睡得可真够长的。可帝国的士兵，在战场上，却要以血肉之躯抵抗凌厉的弹丸。这本身就是一场不平等的对弈。唉，圆明园不失火的话，昏睡百年的大清王朝，恐怕还不会醒来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把火又该烧＃轰然烧得疼了点，但不疼，则无法惊醒。
纵火的强盗固然可恶，但失职（或渎职）的守护者，同样可恨。一个麻木的民族，终于被坚船利炮逼进了死胡同，再也没有退路，除了背水一战之外，似乎还应反思，检讨失败的原因。张宏杰在《回首爱新觉罗们》一文中说得好：“人们大概都以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应该算在乾隆的孙子道光帝头上，子孙的无能不应抹杀祖先的伟大，可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乾隆皇帝和鸦片战争也有那么一点意味深长的关系。”鸦片战争原始的种子，在乾隆的脚下开始埋下了。乾隆在圆明园里盖西洋楼，仅仅实现了中西建筑文化的媾和（况且还是不伦不类的），但这两大文明，却呈现为格格不入的局面，终将产生悲剧性的冲突。所谓的鸦片，仅仅是一根导火索。但这足以使圆明园像火药桶一样爆破了。我把那带有烟熏痕迹的残砖碎瓦，视为冷却的弹片。
许多人都凭印象以为圆明园是一座“全盘西化”的皇家园林，而大水法、方外观、海晏堂等西洋景代表着其灵魂。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圆明三园占地52oo亩以上，殿堂庙宇、亭台楼阁、桥梁轩榭、馆院廊庑等各类园林建筑加起来，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超了紫禁城的全部建筑面积）。而整个西洋楼建筑群位于长春园一隅，占地1oo余亩，只相当于圆明园全局的五十分之一。有人说这不过是“乾隆皇帝的一时心血来潮之作”，纯属点缀性的小品。可见中国的帝王并不见得真住得惯洋房，亦非为了追求中西合璧，仅仅是在炫耀自家园地包罗万象、百花齐放。
然而在火灾中，以石料砌筑的西洋楼，比“土木工程”的中式建筑稍占点“便宜”，被烈焰吞噬之后，至少还能多剩下点“骨头”呀什么的，以证明那“最后的晚餐”。以至迟到的观众，面对着剩菜残羹，误认为圆明园原本就是一席“西式套餐”呢。并且，似乎还不够原汁原味……所以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法国留学生，觉得圆明园被毁固然可惜，但充斥于其中的，原本就是模仿痕迹浓重的“赝品”，并不值得为之痛心疾首。
这种普遍存在的错觉，是应该及时纠正的。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oo2年11月号，刊登了一篇题为《“重现”圆明园》的重头稿件：“1o月18日是一个比‘9．11’更值得悼念的日子。142年前的今天，在中国首都北京发生过一场人类文明的大劫难——火烧圆明园。这座中国清代康乾盛世修造的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无论其艺术价值还是历史地位，都是美国纽约世贸大楼无法比拟的。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尽劫难的圆明园已被悲怆与荒凉掩盖，并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年轻一代甚至根本想象不出她的旷世盛景，以致将圆明园中的一个景点——西洋楼与整个圆明园划等号。”成语盲人摸象，形容的正是这种谬误：摸到头或脚或尾巴，就以为是大象的形状。摸到西洋楼，就以为是圆明园的核心或全部。
或许不能完全怪不知情的游客。空空荡荡的圆明园，除了西洋楼遗墟，似乎再没有别的什么可以摸了。
难道，我还能摸到更多的东西吗？
除非换一种方式。转而抚摸历史，抚摸在现实中已不复存在的海市蜃楼。
我的手头，就有乾隆年间宫廷画家沈源、唐岱实地写生的绢本彩色《圆明园四十景图》——当然是复印件，原作至今仍为巴黎国家图书馆占有。我在纸上摸来摸去，捕捉到圆明园真正的灵魂。我摸到了山，摸到了水（譬如福海），摸到了九孔桥，摸到了大宫门……甚至还差点摸到了乾隆的龙袍，和香妃的裙裾。
我摸到了“西湖”。还纳闷呢：西湖不是在杭州吗？原来福海“抄袭”了西湖。诸多水景，都与西湖的风景点同名：三潭印月、南屏晚钟、苏堤春晓、平湖秋月、柳浪闻莺……杭州有西施。好在北京也有香妃。都是大美人。
圆明园的西洋楼里，有海伦吗？拿那2o幅西洋楼铜版画（同样为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与绢本《圆明园四十景画》一比，方知道什么叫小巫见大巫。西洋楼是用14年时间修竣的。而整个圆明园却苦心经营了15o多年，不断地锦上添花，增筑新景。这所谓的四十景，皆是元老，集中国古典建筑之大成，都曾经乾隆逐一赐名并点评，堪称国色天香。兹录如下：正大光明、勤政亲贤、洞天深处、长春仙馆、茹古涵今、九洲清宴、镂月开云、山高水长、坦坦荡荡、天然图画、万方安和、杏花春馆、上下天光、慈云普护、碧桐书院、曲院风荷、澡身浴德、夹镜鸣琴、别有洞天、接秀山房、蓬岛瑶台、涵虚朗鉴、平湖秋月、方壶胜境、四宜书屋、廓然大公、西峰秀色、鱼跃莺飞、北远山村、坐石临流、澹泊宁静、映水兰香、水木明瑟、武陵春色、月地云居、日天琳宇、鸿慈永祜、汇芳书院、多稼如云、濂溪乐处。风流皇帝乾隆的性情，全投映在他为这四十大景所起的名字里了。何其骄傲，何其虚荣，何其潇洒。
除“御批”的四十景外，圆明三园可圈可点的中式古典建筑还有许多：长春园的玉玲珑馆、长春桥、澹怀堂、思永斋、法慧寺、花庙、绮春园的含辉楼、绿满轩、招凉榭、迎晖殿、庄严法界、点景房、春泽斋、涵秋馆、凤麟洲、鉴碧亭、生冬室……
尤其值得提及的，有位于长春园西湖小岛（人造）的海岳开襟，不仅名字起得很有气势，而且高阁凌云，周围有配殿、方亭、圆廊及牌坊环绕；火烧圆明园时，此建筑因坐落于水中央而幸存，但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在4o年后，还是被八国联军的铁蹄摧毁。在长春园中心岛上，含经堂总面积近4万平方米，淳化轩是圆明园内最大建筑——乾隆仿照紫禁城宁寿宫，为自己营造了太上皇宫殿，供“退休”后使用；他真是一位会享清福的“离休老干部”。另外，在与西洋楼景区螺狮牌楼唇齿相依处，有带水门的狮子林，系乾隆根据苏州名园狮子林而照葫芦画瓢的；在荷花池里泛龙舟，他一定觉得不费吹灰之力就回到江南了……看来乾隆造景，不仅有西洋建筑之“赝品”，还爱模仿南方水乡的风韵。难怪有专家说圆明园“将古今、南北、中西建筑之类和谐地集于一身”呢。御用文人曾咏诗：“人间天上诸景备，移天缩地入君怀。”圆明园浓缩了古今中外建筑艺术之精髓，相当于一座海纳百川的露天博物馆。恐怕只有康熙、乾隆这样的盛世之君（大手笔），才有泼墨谱写这史诗长卷的信心与实力。毕竟，康乾盛世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尚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大清的皇帝自然堪称“全球首富”，花点钱投资房地产——算什么？小菜一碟！
正是从乾隆晚期，中国这只曾经遥遥领先的兔子，见没人能赶得上自己，开始睡懒觉了。而欧洲诸国，则通过产业革命而获得了加速度，奋起直追。在东西方文明的“龟兔赛跑”中，名次将从此颠倒。西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超越昏睡百年的中国而打破新的纪录。两者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等到中国人快成为亡国奴了，才如梦方醒。
从康熙到雍正，直至乾隆，大清帝国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恰恰印证了一句俗话：富不过三代。“满洲人世代相传的进取心在乾隆这一代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像汹涌的潮水一样，达到顶点之后，开始逐渐消退了。因为前面不再有什么可激起他们竞争欲望的东西。自命不凡的乾隆，现在全部身心沉浸在自我欣赏的快感当中了……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即他没有继续努力的空间了。他不断奉行豪华的庆典、巡游，耗费了大量的财富，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散于下，则聚于上。正是这种静态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使他看不到由于经济扩大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正是繁荣压垮了乾隆盛世。”张宏杰以此论述“乾隆皇帝的自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自满：他的短视，也是一种文化的短视”。从乾隆对待圆明园的态度，我能看到秦始皇造阿房宫、隋炀帝挖大运河的影子。历史的琴弦被巨大的压力绷断之时，会发出撕云裂帛的绝响。
继乾隆之后，在中国，当皇帝，就不那么容易了。能苦苦撑持就算不错的了。尤其从咸丰开始，时时都面临破产的威胁。大清王朝的尴尬，被圆明园的大火映照得一览无余。皇帝的这张脸，该往哪里搁？所以，咸丰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大病一场，一命呜呼。很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意思。他的灵柩，是由其遗孀慈禧押运回北京的。慈禧的脸皮，比咸丰要厚一些。她并没有从圆明园的损失中吸取什么教训。后来经她之手所丢掉的东西，可太多了。
跟西洋楼景群相比，圆明园的中式建筑，无论规模还是气势，原本都是占上风的。偏偏它们是以木结构为主体，最怕火的，因而更彻底地化作了灰烬，甚至无法像西洋楼遗墟那样表现出某种残缺美（犹如断臂的维纳斯）。浓缩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圆明园四十景，挥手之间，就被从地图上抹去，只留下空洞的地名。大段大段的空白，无法填充。后人纵然有再强大的想象力，亦如缘木求鱼，找不到可供攀附的根据。唉，真正是空中楼阁呀！我只听老人说起：建于乾隆初年（1736年）的方壶胜境，由九座琉璃瓦覆顶、汉白玉基座的楼阁组成，供奉着22oo多尊佛像，数十座佛塔。去原地一瞧，只找到一片没心没肺的荒林。至于“正大光明”殿（雍正的办公室）遗址，盖起了几间破破烂烂的农民房——幸好最近有关部门已将这些“违章建筑”全给拆了。据说当年英法联军的司令部，就设立在此殿，因而是“最后一个被点燃的建筑群”。九泉之下的雍正，若知道自己的“总统套房”后来被敌酋占领，肯定会愤怒的。
圆明园是多灾多难的。张萍、柴火两位，撰文加以细数：“经过186o年那次闪电式的掠夺珍宝与焚毁全园建筑的‘火劫’，之后又有19oo年砍伐全园大小树木的‘木伐’，1911年盗运园中石料的‘石劫’，194o年后平山填湖、毁园还耕的‘土蚀’，至2o世纪6o年代以后，生产大队的鸡、鸭、猪场，区政府的机械修造厂甚至部队的打靶场，都在这块‘无政府’的土地上自由发展壮大，昔日的皇家园林已被改变得面目全非。据不完全统计，仅1967－1971年，就有216处土山和1o6处古建基址被挖掘破坏，24ooo余株树木被砍伐，一二百亩绿化地带被侵占。甚至还出现过一次私伐13oo多株树、一次拆掉8oo多米长的围墙、一次运走582车石料等严重破坏事件。对照1964年的测绘地图，圆明三园当时尚保留有近3ooo米长的虎皮石围墙，在十几、二十年之后，其‘幸存者’不过4oo米而已。”
抚摸圆明园，我的手掌触及的都是大大小小的伤疤。圆明园的残缺，是发生在人间的最严重、最漫长的“月蚀”。我只能靠依稀的记忆，重温那圆满而皎洁的月光。圆明园，东方的月亮，古典的月亮，离我无比地近，又无限地远……它真的能够重现吗？它有必要重现吗？这本身就是一个悬念。或许破镜可以重圆，但圆明园的伤口，即使愈合了，也难以完好如初。
旧中国，曾经在圆明园摔了一个大跟头。爬起来，一跛一拐地走着。心有余悸。
我想，比恐惧、悲哀、愤怒更重要的，是应该弄懂自己——究竟被什么绊了一下？这样，才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深刻地反思，是一项远比恢复圆明园更有意义，也更为艰难的工作。
在圆明园遭受致命的打击之后，中国人用了1oo多年时间，才重新建立起自尊心与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