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车的使用成为这种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战车的性能以防御为主。形状和民间的大车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民间的大车的车箱两侧各有箱板，而这种战车只有8片可以折叠的屏风，共长15尺，平时平放在车辕上，作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车轮之后以代车箱，所以又称“偏箱车”。几十辆战车可以并肩衔接，摆成圆形或方形的防御据点。屏风最靠边的两扇可以前后摇摆，有如门叶，以供步兵出入。
一辆战车装载“佛朗机”轻炮两门，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欧洲式的火器只能算做大口径的火枪而不能算做炮。它以青铜或铸铁铸成，长度自3尺至7尺不等，口径则小于2寸，从炮口装入铅弹。最大型的佛朗机，射程为2ooo尺。通常这种火炮以及辅助火炮的鸟铣都在战车上屏风后发射铅弹，屏风开洞以为铅弹的出口。
士兵2o人配属于战车一辆。其中1o人直接附属于战车，任务为施放佛朗机。另外1o人就是戚继光所强调的“杀手”，任务为以藤牌、镋钯和长柄单刀迎敌。杀手班的距离和战车保持在25尺以内，他们如果前进，战车也随之而推进。
其他步兵部队仍然使用鸳鸯阵的战术，稍有差异的是藤牌手应当匍匐前进砍所敌人的马蹄，长枪手则主要在于挑刺敌军使之落马，竹制的狼筅有一部分已易为铁制。
这一混成旅有骑兵3ooo人，步兵4ooo人，重战车128辆，轻战车216辆。迎敌时骑兵在前阻挡敌人，使战车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构成战斗队形。当敌军逼近，骑兵就退入战车阵内。敌骑数在一百以下，混成旅拒不接战，只有来犯的大批敌骑进入火器的射程中约25o尺时，佛朗机、鸟铣和火箭等才同时施放。
混成旅也可能携带重炮，其中之一俗称“大将军”。这种重炮重1ooo斤，以骡车装运，点放时则需使用大木楔入地面使本身固定。炮筒内不用弹丸，而以小铁球和石块紧紧填实，作用是在零距离大量杀伤敌军人马，炮手在点烧火药以后也要跳进附近的工事里以避免受伤。
当火器的威力发挥以后，步兵就从战车之后冲出，形成几道攻击波和敌人格斗而以喇叭的声音指挥动作的协同。等到敌人攻势被挫，队形散乱，骑兵也从车后整队出击。这种骑兵实际上是马上步兵，他们同样以鸳鸯阵的队形带着不同的白刃作战。蒙古人利用骑兵结队冲锋，以迅猛的力量和气势压倒对手，戚继光未曾仿效。
这样一种经过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由于不久以后本朝即与蒙古人和解，所以并没有经过实战的严格考验，也没有在军事历史上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说，这个结果多少是有所遗憾的。
戚继光出任蓟州总兵不到3年，俺答就放弃了骚扰政策，立誓不再入犯，而且约束所有的部落，以作为接受津贴和互市的条件。其时只有东部土蛮各部落不受约束，仍然和辽东的李成梁部队不时交锋，偶然也有小股部队和蓟州军发生接触，但已与大局无关。
俺答虽称“封贡”，其和局能否持久，廷臣谁也没有把握。因之此时仍有主战派。如谭纶即主张积蓄力量，作大规模的主动出击，以彻底消灭蒙古人的攻击力量。这样大规模的总体行动，却需要举朝文武真正的协同一致，而且要承担可能发生的风险。因之张居正就无意于采纳谭纶的建议。他给戚继光的信上说：“贼不得入，即为上功。蓟门无事，则足下之事已毕。”
张居正并不是没有雄心壮志，但是他看得到自己的弱点。即如戚继光在蓟州最大的困难就是北兵与南兵的掺杂。他对南兵可以绳以纪律，并能指挥如意，而对北兵则无法作这样严格的要求。他曾经打算以经过他训练的官兵作教导队，去训练其他部队，此事未能如愿。他又要求再调两万名浙兵，也未被批准，而此时仍有南北兵间极不相容的情况，可见他的处境不佳。边境的战争既然暂时平息，练兵活动也不再像在南方的时候那么紧张，戚继光于是提议派遣北兵修筑长城。北京一带的“边墙”原为明初大将徐达等所筑。戚继光建议增造“空心堡垒”，以增加防御功能。他最初计划以25o人组成一个工兵营，每营在一年内建造堡垒7o座。蓟州全境内建造的堡垒总数原定为3ooo座，后来批准施工的为12oo座，同时修造的时间也未如原议，竟绵延十载才全部竣工。这种筑成的堡垒，其标准规格为3层，台顶见方12尺，可驻守3o—5o名士兵。建筑材料砖石灰泥等等大部由从事修筑的北兵自制，政府只发给少数款项作为接济。筑成以后，经常驻守的任务由南兵担任，北兵由于饷项不足，只能以各种方式营生自给。全部提案遭到北方军官强烈反对，只是由于张居正的全力支持才开工修筑如议。张居正去世以后，他一生的经营大部付之流水，惟有在这边墙上林立的堡垒才是他留下的永久性的贡献。
这种营造和防御政策，把兵力兵散配备在这样长的防御线上，归根结底仍由当时的供应制度所迫致，假使没有这种情形，而戚继光有选择的自由，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攻势，创造流动性的战术。他在留下的诗文中曾再三表示过这种愿望。
戚继光任蓟州总兵前后达15年，等于他前任1o人任期的总和。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喜爱操练、阅兵、举行各种典礼和向部下训话。这些活动使他有机会在全军将上面前显示他体格强壮，动作敏捷。在对部下将领讲解各种近战武器的利弊时，他有一次当场命令一个下级军官用军刀对他作攻击，而他则持长枪防御。他经常巡视各部，一次驰马到长城以外2o里，周围没有一个侍卫。他还亲自攀着悬绳登上设在绝壁上的观察所。身为高级将领还具备这样的体力与作风足使他引以自豪。
在繁忙的军务之中，他还抽空写作他的军事著作和诗文。他的第二部军事著作题为《练兵实纪》刊印于1571年。9年之后又刊印了他的诗文集《止止堂集》。
中国的古典诗歌，如果用冲淡自然的语言表现出深切或激动的情绪，就谓之含蓄；如果用棱角分明的粗线条勾画出不受拘束的气概，则谓之豪放。戚继光的诗歌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带给读者的感觉只是拘束和平庸。好在也没有人用上述的标准来权量诗人戚继光。一般看来，出身于武举的将领，大半生都在戎马倥偬之中，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也就是出类拔萃。即在当代高级将领之中，除了“少好读书”的俞大猷之外，戚继光的文章造诣已无与伦比。在平常的谈话中，他可以随口引用儒家的经典和史书上的教训，以此，文官们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不是樊哙式的武人。等到他的官阶越来越高，就有更多的文官把他引为同类，在一起饮酒赋诗，往来酬对。当时的文苑班头王世贞和戚继光的交情就非同泛泛，在他的文集中有两篇赠送给戚帅的寿序，并且还为《纪效新书》和《止止堂集》作序。
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武人，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他从来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做到至矣尽矣。为此，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各种荣誉。即以官位而论，身居总兵，也已登峰造极。因为本朝的成例不允许一个武人握有一省以上的兵权，即使再有升迁，也不过是增加官俸和官衔。如果说还有遗憾，乃是他没有被封为伯爵。而这一高位，除了照例授予皇帝的岳父以外，只有建立了匡危扶倾的不世殊勋才能获得。
但是，戚继光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了寂寞和凄凉。张居正死后7个月，他被调任为广东总兵，官职虽然依旧，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再过一年，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达到最高氵朝，戚继光的精更加消沉郁闷，于是呈请退休。可是当时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保持令名，据官方文件的记载，他和辽东总兵李成梁同时作为前首辅的党羽而被参劾。万历皇帝原谅了李成梁而把戚继光革职。
戚继光罢官家居以后，只有很少几个朋友仍然和他保持来往，文豪王世贞也是其中之一。戚继光去世之前一年，王世贞还写了一篇祝贺戚帅的寿序，赞扬他的生平功业。只是不久之后王世贞所写的《张公居正传》涉及了他的好友戚继光时，则另有一番情调。
这篇《张公居正传》是在史籍中很值得注意的文章。它出于传主的同年而兼为散文家的手笔，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包括了很多传闻逸事，细微未节。当然，文中也有对张居正的称誉，例如提到他知人善任，就举出了戚继光、李成梁之能够成为名将，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位首辅的支持才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略。可是传中重点则指张公虚伪矫饰而天性刻薄。而且作者也不隐瞒他和张居正个人之间的嫌隙。文章中叙述到自己的地方不用第一人称而直书“王世贞”。
传记又说，张居正的去世，原因是好色过度。兵部尚书谭纶曾把房中术传授给首辅，威继光则用重金购买称为“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这样一来，在蓟州重整军备这一番作为，似乎又和饮食男女的本能发生了关系。这一段无法考证的逸事，记录在这样一篇文辞华美的传记之内，成了一大公案，使以后写作戚继光传记的人都不知道应当如何处理，就只好装作没有看见。
戚继光死去以前，他的妻子已经遗弃了他。他以前统率1o万大军，素以慷慨著称，对朋友尤为豪爽。他不事私蓄，在被斥退以后，竟至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英雄末路，使当时和后世的同情者无不扼腕叹息。戚继光本人的功业固然值得表彰，同时又加上这些感情的色彩，所以，不论是正式的传记还是非正式的纪事、评论，总是对他备加称颂，有时竟把他描写成一个完人。
但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有超越当时的看法。戚继光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不能把他强行安放在用传统道德构成的标准像框里。他的一生中有许多难于解释的事情。譬如说，这位高级将领生前娶妾3人，生子5人，可是直到他的儿子长大成人，他却能全部隐瞒了他们的存在，他泼悍的夫人竟不知将门有子。
他在部下面前提到士兵生活的痛苦，可以洒下同情的眼泪。他废止了让士兵采伐柴薪以供他家用的成例，有一年除夕，总兵府中竟因为缺乏炊米之薪而不能及时辞岁。可是北京著名餐馆的名菜，如抄手胡同华家的煮猪头，却由百十里外走马传致。又譬如他在蓟州练兵时采用过歃血为盟的仪式，与将士共饮血酒并对天起誓：“或怀二心，不爱军力，不抚念军贫，或屡禁而肆科索，或虚冒而充夤缘，……即如俞景龙立死，以膺显报。”如果“恣意科敛以供馈送”，就会遭到“天灾**，瘟疫水火，使全家立死”，甚至“男盗女娼，十代不止”。然而从一些迹象看来，戚继光并没有完全遵守他自己的誓言。他以重金购买美女送给张居正一事固然无法证实，但是他让他的兄弟给张家“馈送”礼物，却见于张居正的书牍。而张居正只象征性地收受其中的一小部分，把其余的“壁诸来使”，也可以隐约看出礼物的贵重。《明史》本传把他和俞大酞比较，说他“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人”也是用委婉的措辞证明了一个英勇的军人不一定同时就是廉洁的将领。1584年戚继光被参劾的理由之中，有一条就是他在蓟州的账薄业已不知去向。更直接地说，就是没有帐单可资交代。
除了歃血为盟为外，戚继光还在他的麾下创造了很多宗教式的做法。比如，他亲自设计制作各营连的军旗，在军旗上绘绣天上的星星或者传说中鸟首人身的图象，以象征他们的指挥官。他重视黄道吉日和生辰八字，而在向部下训话的时候，又常常提到善恶的因果报应。难道本朝最为出色的军人竟沉沦于迷信之中？这连《四库总目提要》的编者都感到别扭，不知应当如何评论他著作中的这些内容。
但是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遮盖这些事实，就是不忠实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戚继光的复杂来自环境的复杂，如果指望他简单得如同海瑞，无疑是不近情理。写历史的人既知道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则自然应当联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就决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的事情。戚继光所生活的时代，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应该全盘放弃，而代之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就应该集中管理。然而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具体来说，没有文渊阁和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就没有强有力的蓟州军区和戚继光。他的部队和他本人充满了矛盾，在火器已经在欧洲普遍使用的时候，他动员大批士兵修建碉堡；在他的混成旅里面，枪炮手和藤牌手并肩作战。他一方面是这样精细，仔细计算日出日没的时间；一方面又这样野蛮，把违反军纪的士兵割去耳朵。这些极端矛盾的事实，在其他国家内，可能彼此相隔几个世纪，而我们的帝国则在一个军区内同时出现。
戚继光是否是一个超自然的崇拜者？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和很多同时代的人物一样，确实有这样的倾向。但是在有些时候，超自然的信仰却只是一种治军的手段。在一次向皇帝陈述意见的奏折里，总兵戚继光坦率地指出，北方的军官，“自将领而下，十无一二能辨鲁鱼”。将领如此，士兵的文化水准更可以想见。要是主将不用宗教迷信的因果报应作为规劝，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辅助军事教育？
面对另外的对象，戚继光可以立即改变语气。比如说，他在军区中建造的私宅命名为“止止堂”，运用《庄子》中“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典故，表示他谦抑自持，愿意在虚静之间得到吉祥。他的文集，起初称为《愚愚稿》，也就是向所有的文人表明他本人愚鲁而作品笨拙，不敢和别人媲美。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
他和谭纶和张居正的关系如此密切，虽说他精通政治但是最后仍不能逃避政治中的现实。张居正死后，廷臣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官门之外的一头猛兽，只听张居正的操纵，别人无法节制。这也正是控诉张居正意图谋逆的理由：张居正和戚继光没有造反的证据，却有造反的能力。所以，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法官追问张的儿子懋修，为什么他父亲在日，要在夜间派人与戚帅书面联络？
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他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在少数几个没有遗弃他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就是为他写作墓志铭的汪道昆。当他写到“口鸡三号，将星殒矣”，显然有无限凄枪的感触。汪道昆自然不会知道，当他润笔作书的时候，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这事情的意义，即是军备的张弛，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世界局势如是，而这阳历 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3o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订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